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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4章 博弈（第1页）

二月的寒风，依旧料峭。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某间听证室内，气氛凝重。针对“华创芯途科技有限公司”的初步禁令听证会正在进行，但指控的性质，已与最初的传闻有所不同。

周明坐在上海公司会议室里，通过越洋电话的免提功能，听着郑律师从现场传来的、时断时续的实况转述。屏幕上是传真过来的部分文件影印件，油墨字迹在长途传输后有些模糊，但标题触目惊心：《新思科技公司诉华创芯途科技有限公司版权侵权、商业外观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起诉书厚达数十页，核心指控并非针对图形用户界面（gui）的专利——正如吴思远和国内知识产权专家事前的研判，在年，以如此具体的界面布局提起专利侵权诉讼，不仅法律依据薄弱，也非行业惯例。对方显然采取了更稳妥、也更凶狠的策略。

指控一：版权侵权。新思科技声称，“华创eda入门套件”在解析特定专有设计文件格式（syn）的内部数据结构、以及实现某些核心逻辑优化算法（如一种名为“ickap”的工艺映射算法）时，“大量复制和改编”了新思科技工具中受版权保护的“独创性表达”。起诉书附上了双方工具处理同一设计后生成的中间文件（二进制）的十六进制对比片段，指出在某些特定偏移位置存在“惊人的相似性”。同时，指控“华创”工具的在线帮助文档中，部分技术术语的定义和错误代码解释，“实质性相似”于新思科技的用户手册。

指控二：商业外观侵权。这部分涉及gui，但诉由是“商业外观”（tradedress）侵权——一种与商标相关的法律概念，保护产品或服务的整体形象和外观，以防消费者混淆。新思科技主张，其eda工具的“整体视觉印象”，包括主窗口的工具栏布局、配色方案、以及特定图标的“独特风格”，已在长期使用中获得了“第二含义”，成为其产品的标识。而“华创”工具采用了“高度近似的整体视觉风格”，可能导致专业用户产生混淆或误认。

指控三：不正当竞争。综合以上两点，并结合“华创”工具相对低廉的售价和针对中国市场的宣传，指控其试图通过“搭便车”和“混淆视”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侵蚀新思科技的市场份额。

“对方很狡猾，”郑律师在电话间歇中低声分析，“版权指控针对的是‘黑箱’里的东西，他们知道我们很难自证清白——除非公开全部源代码，而那是不可能的。商业外观指控则打了擦边球，利用了法官和陪审团对专业软件界面差异性的认知不足。他们把技术问题，包装成了法律和商业道德问题。”

听证会上，新思科技的律师亨特，语气比之前在上海的会面更加咄咄逼人。他传唤了己方的一名软件架构师作为证人，该证人指着一行行晦涩的十六进制代码和算法流程图，用专业术语阐述着“独创性”和“复制”的“高度可能性”。对于商业外观，他们播放了一段精心剪辑的录像，将两款工具的主界面快切换，辅以画外音强调“整体布局的雷同”和“风格的一致性”。

轮到郑律师抗辩。他先针对版权指控，提交了“华创”工具独立开的证据链：早期的设计文档、不同版本的核心算法手推公式、开团队的代码提交日志（经公证）、以及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净室开”流程评估报告（证明开人员未接触过新思科技源代码）。对于那份关键的中间文件相似性，郑律师聘请的计算机专家作证指出，由于处理的是相同的设计输入和遵循相同的工业标准输出规范，不同工具生成的中间文件在某些结构上存在相似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直接推论为代码复制。他展示了“华创”工具自己定义的、与新思科技截然不同的内部数据压缩和校验方式。

针对商业外观，郑律师展示了多款八十年代初期不同公司的软件界面截图（包括一些早已消失的软件），证明“工具栏在上方、菜单在左侧”等布局是当时行业的通用设计范式。“华创”工具在图标设计（采用中国传统的云纹、榫卯等元素作为灵感）、色彩主题（蓝白主色调而非新思的灰黑）、以及大量细节交互（如右键菜单内容、对话框按钮顺序）上，都存在显着差异。他还提交了几份中国用户的证词（经公证），证明他们在使用“华创”工具时，清晰知道这是国产产品，并未与任何外国产品混淆。

“对方的指控，是基于对软件行业惯例的误解和对法律概念的滥用。”郑律师总结道，“其根本目的，是利用漫长的法律程序和昂贵的诉讼成本，扼杀一个刚刚起步的竞争者。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当竞争。”

亨特律师立即反驳，强调“独立开”的证据无法完全排除“接触”和“复制”的可能性，并举出历史上着名的软件版权案例，说明“结构、序列与组织”的相似亦可构成侵权。双方就“思想与表达”的二分法、软件版权保护的范围、商业外观在专业软件领域的适用性等复杂法律问题，展开了激烈而枯燥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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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听得十分仔细，不时提问，显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能确立重要判例的复杂案件。最终，他没有当庭做出是否颁布初步禁令（禁止销售）的裁决，而是要求双方在二十天内提交更详细的补充诉状和答辩状，并可能择期举行证据开示（disvery）会议。

“情况比预想的复杂。”听证会结束后，郑律师在电话里对周明说，声音带着疲惫，“法官很谨慎，没有轻易支持任何一方。但这也意味着，诉讼将进入漫长的证据开示和庭前程序。对方会利用这个程序，要求我们提供大量内部开文档、甚至部分源代码进行比对，这会极大牵扯我们的精力，泄露商业机密的风险也很大。而且，无论最终输赢，这个过程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都可能拖垮我们。”

周明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对于新思科技这样的巨头，诉讼费只是九牛一毛。但对于“华创”，这可能是生死攸关的消耗战。“还有其他办法吗？”他问。

“我们正在尝试寻找对方指控中的程序瑕疵。另外，国内行业协会和部委，如果能通过外交或经贸渠道，表达对此类滥用诉讼程序、遏制中国软件产业展的关切，或许能形成一些外部压力。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并且可能‘惨胜’甚至‘惜败’的准备。”郑律师坦言。

就在周明为这场不对等的法律战争焦虑时，北京研究院里，一场更加隐秘和令人不安的“沉默博弈”拉开了帷幕。

王磊收到了一封极其特殊的邮件。它并非来自李锐此前使用的任何匿名渠道，而是来自一个看似普通的、国内某高校的公共邮件列表服务器，主题是订阅确认。邮件内容毫无异常，但附件是一个经过加密的压缩包，密码是王磊和李锐学生时代共同破解过的一道经典数学题的答案。

解密后，里面只有一个文本文件，打开后，内容让王磊瞬间血液冰凉：

“王磊：此信阅后即焚。我已失去自由，通讯被全面监控。长话短说，‘蓝夹’所涉部分技术，已被对方反向溯源，疑有内应。我处境极危，恐遭构陷。有一备份存储介质，内容为关键标准博弈内幕及未来技术路径研判，涉及他国核心布局，至关重要。介质藏于旧金山湾区‘圣马特奥县立图书馆-希尔斯伯勒分馆’，地理坐标：[具体坐标]。储物柜号：b-，密码：[六位数字]。取物暗语：‘格哈德教授推荐我来借阅《量子计算与可计算性》年版’。此为我最后能动用的安全渠道，风险极高，取与不取，决。若取，务必单人，谨慎至极。若我‘意外’或‘认罪’，不必悲戚，继续前行。李锐。o于绝境中。”

信中的坐标、图书馆、储物柜、密码、暗语，都极其具体，显然是精心设计、甚至可能预先布置的“死投”（deaddrop）。李锐用上了情报工作中最传统也最危险的方式，意味着他常规的通讯渠道已完全失效，且自身可能已处于被软禁或监视状态，只能通过极其迂回、甚至可能牺牲“下线”的方式传递信息。

王磊立刻将情况报告给赵同志和吴思远。在研究院地下保密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

“圣马特奥县……希尔斯伯勒……那是硅谷核心区，fbi和各类情报机构眼线密布的地方。”赵同志脸色极其严肃，“李锐同志这是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了敌人眼皮子底下最危险的地方。他这是在赌，赌对方暂时还没现这个点，赌我们有能力在他完全暴露前取回来。”

“能派人去取吗？”秦念问。

“风险极高。”赵同志摇头，“美国方面刚刚以‘违反出口管制’为由带走了李锐所在团队的负责人，风声正紧。任何与该团队相关的中国人员，尤其是技术人员，都可能受到严密监视。直接派人去指定的图书馆，使用指定的暗语，无异于自投罗网。很可能人刚出现，东西没拿到，人就被扣了，还会坐实对方的某些指控。”

“通过我们在当地的……其他渠道呢？”吴思远谨慎地问。

“正在评估。但‘死投’的特点就是高度定向，通常只对特定的接收方式和暗语有效。贸然更换人手或方式，可能触对方的警戒机制，导致东西被转移或销毁。李锐选择这种方式，说明他信不过任何中间环节，只相信王磊，或者相信能解读这个信息并能冒险前来的人。”赵同志看着王磊。

王磊感到肩膀上的压力重如千钧。李锐在绝境中将最后的希望托付给他，而那卷可能至关重要的“备份介质”，就躺在万里之外、危机四伏的某个图书馆储物柜里。

“有没有可能，通过外交或民间学术访问的渠道，安排一个完全无关的、身份清白的人，以正常的学术交流名义去那个区域，然后……见机行事？”秦念提出一个思路。

“时间不确定，机会渺茫。而且，让非专业人员执行这种任务，风险更大。”赵同志否定了这个想法，“目前看来，最可行的方案，是暂时按兵不动，加强通过其他情报渠道对李锐处境和该图书馆的监控。同时，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东西可能永远取不回来，甚至可能是个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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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饵？”王磊心头一紧。

“不排除对方已经控制了李锐，并利用他设下陷阱，意图诱捕我们前去接应的人员，或者验证哪些中国机构或个人与此事相关。”赵同志的声音冰冷而现实，“这场博弈，已经出了技术和学术范畴，进入了国家间情报斗争的深水区。沉默，往往是此刻最好的武器。我们只能等待，观察，寻找对方可能露出的破绽，或者等待李锐那边出现新的转机。”

这个结论让人无比难受，但又是基于残酷现实的最理性选择。王磊看着屏幕上那封即将被彻底销毁的邮件，仿佛看到了李锐在遥远国度某个昏暗房间里，写下这些字句时决绝而孤独的眼神。自己手握坐标和密码，却无力跨越重洋。

几乎在同一时间，吴思远参加的那个“中美前沿信息技术对话会”的后续影响开始显现。几位与会的美国学者，通过学术邮件列表，起了一个名为“开放eda研究倡议”的松散合作计划，邀请全球（包括中国）的研究者参与，共同探讨“下一代设计自动化面临的共性挑战”，如大规模设计的数据处理、新兴工艺的建模等。倡议强调“开放、共享、非商业性”。

吴思远收到了正式邀请。倡议看起来纯粹而美好，承诺共享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框架和测试基准。但仔细阅读倡议的细则和初始参与方名单，吴思远现了端倪：初始核心成员几乎全部来自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大学和企业实验室，而倡议建议的研究方向，与“华芯”正在攻关的难题高度重叠，甚至更前。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融合’或‘吸纳’。”吴思远在内部讨论会上分析，“以学术开放的名义，吸引全球最聪明的头脑（包括我们）共同为他们设定的前沿问题贡献思路和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研究重点可能被无形引导，我们的阶段性成果会以‘开源贡献’的形式被共享和吸收，而最终的核心知识产权和主导权，仍然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如果我们深度参与，很可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甚至暴露我们自己的技术路线和瓶颈。”

“但如果我们完全不参与，又可能被排斥在学术共同体之外，被指责为‘封闭’，错失交流机会。”王磊担忧道。

“所以，需要策略性参与。”吴思远决定，“派出少量人员，以观察和学习为主，只参与那些相对边缘、非核心的讨论组，贡献一些非关键性的、我们已经公开或过时的思考。核心的研究和攻关，必须在我们自己的体系内闭环进行。同时，我们要加快建立自己的、针对未来技术的小型研究共同体，哪怕初期规模很小，也要掌握定义问题和评价成果的主动权。”

这同样是一场沉默的博弈，生在学术话语和规则制定的层面。没有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没有图书馆储物柜前的惊险，却同样关乎未来技术展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二月在焦灼中过去。加州法院没有颁布初步禁令，“华创”的产品得以继续销售，但诉讼的阴云和巨额的应诉成本，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旧金山湾区那个图书馆的储物柜静静躺在坐标指示的位置，无人敢去触碰。李锐再无任何音讯，如同石沉大海。学术倡议的邮件在邮箱里闪烁，诱惑与风险并存。

研究院里，王磊将李锐信中的坐标和密码，深深记在脑中，然后看着那封邮件在安全的数字熔毁程序中化为无法复原的乱码。他走到实验楼的窗边，望着北方阴沉的天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一种更加炽烈的决心，在他胸中交织碰撞。

沉默的博弈，在法庭、在异国的图书馆、在学术邮件列表里，以不同的规则和形态，无声而激烈地持续着。有些战场可见硝烟与法律文书，有些战场则潜藏在友好的学术倡议与看似普通的图书馆储物柜之后。

他们能听到远方的战友在泥沼中挣扎的喘息，却无法伸出援手。他们能看到前方道路上布满了诱惑的鲜花与危险的荆棘，必须步步为营。

但无论如何，攀登的步伐不能停止。王磊转身回到实验室，屏幕上，“华芯”工具正在对第二个特种芯片（航空动机fade-off）仿真。数据流奔腾，仿佛在沉默中，积蓄着下一次破茧而出的力量。

他知道，他们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战位上，把手中的工具打磨得更锋利，把脚下的路基夯筑得更坚实。唯有如此，当远方的灯塔传来微光，或者需要他们开辟新路时，他们才有能力响应，才有资格继续这场漫长而沉默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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