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日,凌晨四点,沈阳皇姑区某条小巷
林锋背靠着一堵斑驳的砖墙,阴影完全覆盖了他的身形。他已经在原地停留了五分钟,眼睛适应了黑暗,耳朵捕捉着这座沉睡城市的声音。
风声,远处偶尔的狗吠,更远处隐约的火车汽笛——那是从奉天站开出的列车,大概又是国民党军运物资或撤退人员的专列。
但最重要的是近处的声音:左侧三十米外那户人家传来老人咳嗽的声音;右侧巷口有轻微的脚步声,大概是更夫或巡警;头顶的屋檐上,野猫踩碎了一片瓦。
这就是城市的脉络——不是地图上那些僵直的线条,而是由无数声响、光线、气味和人的生活痕迹织成的网络。一个优秀的侦察兵必须能读懂这个网络,找到安全的缝隙。
“队长。”身旁的战士李二牛压低声音,“前面路口有灯。”
林锋微微探出头。巷子尽头连接着一条稍宽的街道,街角挂着一盏昏暗的路灯,灯下立着一个木制的哨棚,但里面空无一人。电线杆上贴着泛黄的布告,被风吹得哗哗作响。
“岗哨撤了。”林锋判断道,“或者哨兵擅离职守。”
这是好迹象。国民党军的纪律正在崩坏,尤其是在沈阳这样被围困的城市里。
“按计划走。”林锋打了个手势,三个人——他、李二牛,还有另一个叫王栓柱的战士——贴着墙根快穿过巷口,钻进对面的胡同。
他们的目标是皇姑区北市场附近的一座小院,那里是地下党提供的第一个安全屋。从城墙豁口到这里大约三公里,但他们绕了路,避开主要街道和可能的检查站。
胡同很深,两侧是高矮不一的民房。有些院子里传来鼾声,有些窗缝里透出微弱的光——大概是熬夜做活的匠人或小贩。空气里弥漫着煤烟、泔水和冻土混合的气味,这是北方冬天城市特有的味道。
林锋的脚步突然停住了。
他抬起手,身后两人立刻蹲下。前方二十米处的岔路口,有两个晃动的光点——手电筒的光。
“巡逻队。”林锋用唇语说。
三人迅退进一个门洞。门洞很浅,勉强能藏身。林锋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还有李二牛压抑的呼吸。
脚步声越来越近,还夹杂着说话声。
“……这他妈鬼天气,冻死个人。”一个沙哑的男声。
“少抱怨两句吧,还有两个钟头就换岗了。”另一个年轻些的声音,“听说城外的共军已经到浑河了,最多天就能打进来。”
“打进来才好呢!老子早就不想干了!当官的都他妈坐飞机跑了,留咱们在这儿等死……”
“闭嘴!这话能乱说吗?让人听见……”
“听见咋的?这大半夜的谁听?再说了,我说的不是实话?你看看卫司令长官,口口声声说要与沈阳共存亡,他老婆孩子上星期不也坐飞机去北平了?”
两个国民党兵骂骂咧咧地从胡同口走过。手电光扫过门洞时,林锋能看清他们身上的棉军衣已经破旧不堪,其中一个的帽子上还缺了帽徽。
他们走远了。
林锋等脚步声完全消失,又等了三十秒,才从门洞里出来。
“军心涣散。”王栓柱低声说,“这是好事。”
“也是坏事。”林锋继续往前走,“军心涣散的部队最容易出现两种极端:要么一触即溃,要么狗急跳墙。我们要防备第二种情况——尤其是他们要撤离或投降前,很可能会破坏工厂。”
穿过三条胡同后,他们来到了北市场边缘。
这里原本是沈阳有名的夜市,聚集着各种小摊贩、茶馆、戏园子。但战争让这里萧条了,大多数店铺都关着门,只有几处卖早点的小摊支起了油灯,准备天一亮就开张。
林锋对照着记忆中的地图——出前,他花了整整两天背熟了皇姑区的主要街巷。地下党同志提供的地图很详细,连一些不显眼的小胡同都标注了。
“从那个煎饼摊后面穿过去,第三条胡同右转。”他低声说。
三人借着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快移动。路过煎饼摊时,摊主——一个裹着破棉袄的老汉——抬头看了他们一眼,眼神浑浊,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和面,仿佛什么都没看见。
在这种年月,少看、少听、少问,是普通百姓的生存智慧。
第三条胡同很窄,两侧的院墙很高。走到中段时,林锋看到了那个特殊的标记——左侧墙根处,三块叠放的青砖,最上面那块缺了一个角。
到了。
他上前,按照约定的节奏轻轻敲了敲院门:三长两短,停顿,再两短一长。
门内传来细微的响动。片刻后,门开了一条缝,一只眼睛从门缝里向外看。
“谁?”是个苍老的女声。
“从辽阳来的,找老陈头打家具。”林锋说出暗号。
门又开大了些,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花白,但眼睛很亮。
“进来吧。”她让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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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迅闪进门内。老太太立刻关上门,插上门栓。
院子不大,三间正房,两间厢房。院子里堆着些柴火和杂物,角落里有口井。正房的门帘掀开了,走出一个五十多岁、戴着眼镜的男人。
“林同志?”男人试探地问。
“是我。”林锋点头,“您就是刘师傅?”
“对对,我是刘永昌。”男人上前握住林锋的手,声音有些激动,“可把你们等来了!快进屋,屋里说话。”
正房里很简陋,但收拾得干净。炕上铺着草席,墙上贴着几张年画,已经褪色了。一张八仙桌上摆着茶壶和几个粗瓷碗。
“这是我老伴。”刘永昌介绍老太太,“她姓赵。我们两口子都是机床厂的老工人,三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