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平安在空间里盯着马德胜手里的烟,一直烧到了过滤嘴。马德胜把烟头摁进已经冒尖的烟灰缸里,没再点新的,就那么坐着,像一尊被钉在藤椅上的泥塑。
晨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地上拖出一道细长的亮线,把他半个身子笼在灰蒙蒙的光里。
杨平安没有马上行动。他在心里把眼前的形势又过了一遍。
凭他交给舅公的那二十页口供,只要按他提供的线索去抓人拿赃,就足够定马德胜父子的死罪。
但这事不能只靠舅公一个人顶上去。舅公在省里本来就是造反派的眼中钉,岳父刚调到省军区脚跟还没站稳,如果让他们主动出面起诉马德胜,造反派会立刻反咬一口,“江明远打击造反派,破坏大革命”,这话一旦落到纸面上,舅公这辈子就全完了。
他不能把长辈们推到最前线去当靶子。他得找那种不用舅公出面,又快又能直接给马德胜定罪的证据,最好是能绕开正规司法程序、让造反派自己内部炸锅的那种。
这年月公检法早就被砸烂了,法院的门牌都让人卸下来当劈柴烧了,走正规渠道就等于把证据送到马德胜自己手里让他审自己。唯一的办法,是让马德胜的政敌们替他动手。
在这老东西家里,也就是碰碰运气,不一定能翻出证据。
马德胜这种人能坐到今天的位置绝不是靠运气,真正能要他命的东西不可能放在明面上。
但他空间里那么多从境外船上搜刮来的物资,随便放上几样,就够给马德胜凑一整套证据链。
他正想着,马德胜忽然站起身来走到窗边。杨平安在空间里看着他的脸突然放大,就在离自己不到一尺远的地方。
隔着窗玻璃,那张法令纹深如刀刻的脸在晨光里显得有些过分疲惫——眼眶底下两团乌青,眼球上挂着血丝。
他伸手把窗帘全部拉开,推开窗户往院子里看了一眼。两只麻雀正落在他那辆自行车车把上,歪着脑袋叽叽喳喳地叫。
他在窗前站了约莫一盏茶的工夫,然后转身走出书房。走廊里传来他的脚步声和女人孩子的说话声,大概是去吃早饭了。
杨平安等脚步声彻底消失,才从空间里出来,无声无息地翻窗进了书房。他站在房间中央,迅扫了一遍整体布局。
靠墙一排书柜,玻璃柜门擦得锃亮,里头码着整整齐齐的马列着作和几套《毛选》。书柜旁边立着一个铁皮文件柜,绿漆掉了几个角,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皮。
窗户底下是一张老式红木书桌,桌面铺着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几张跟穿军装或中山装的人物握手的合影。
藤椅后面靠墙摆着一个小茶几,茶几旁边放着一个铁壳子保险箱,四角包着铜皮,老式机械转盘锁。
杨平安意念一动,把书房里所有东西全部收进空间。书柜、文件柜、书桌、藤椅、茶几、保险箱,连同桌上的烟灰缸和那半包大前门,几秒之内全部从这间屋子里剥离干净,只剩四面白墙和光秃秃的水泥地面。
墙根下露出来一圈被家具遮住的灰尘痕迹,像退潮后的沙滩。
他在空间里开始逐件检查。文件柜里的档案袋全是会议记录、讲话稿、省红委会的内部文件,一份一份翻过去,找不出任何可疑的东西。
保险箱里搁着几沓人民币和几份省红委会的内部任免文件,措辞滴水不漏。
书柜里的书一本一本抽出来翻了,没有夹层,没有暗格。书桌翻了个底朝天,什么都没有。
他把所有的物品按照原样一一归位。书柜靠回原来的墙,文件柜的绿漆对准那片没有灰的墙角,书桌玻璃板下那几张合影摆回原来的角度。
做完这些,他站在书房里思量着——这老东西是真小心。既然搜不到,那就给他们留下点能定死罪的证据。
他从空间里拿出几本从境外那艘大船上弄来的英文原版书籍,把书皮小心翼翼地撕下来,又从马德胜书房里抽出几本《毛选》,把原书的红塑料皮剥下来,套在外文书籍的外面。
套好之后,他把这些重新装扮过的“红宝书”放回书柜,夹在一排马列着作中间,书脊上的烫金标题端端正正,看着跟别的书没有两样。
接着他走进灶房,从空间里拿出一箱捆扎整齐的美元,封条上印着旧金山国民银行的英文和徽标。
他把箱子搁在橱柜最底层,往里推了推,把一袋玉米面挪过来盖在上面。
又走进马德胜两口子的卧室,打开衣柜最下层,把两箱金条塞进去,上面盖了几件叠好的旧大衣。
做完这些,他回到书房,从空间里取出那台从境外船上收来的报机,调到络腮胡子留下的美国公司联络频段。
手指按在电键上,他用英语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感谢贵方妥善安置我儿卫东及随行人员。事态展已如预料,我已作好出逃准备,今日将趁夜色离境,届时仍需贵方在海上接应。请照老规矩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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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报,他把报机塞进保险柜里。保险柜门合上时出一声沉闷的金属碰撞,转盘自动转回原位。
杨平安走到书桌前,拿起桌上的电话往马德胜的政敌黄跃华的办公室打去。这是一部黑色老式拨盘电话,话筒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外壳是胶木的,摸上去有些黏。
他把话筒夹在脖子和肩膀之间,手指插进拨盘孔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转到底,听着拨盘弹回来时出的咔咔声。电话接通了,那头响了不到三声就被人拎起来。
“喂,省红委会,你找谁?”对面是个粗哑的男嗓,语气硬邦邦的,带着那个年代办事员特有的不耐烦。
杨平安压低了声音,语很快,带着一股子紧张和急切:“同志,我找黄跃华黄主任!我有重大情况要举报,情况紧急,必须直接向黄主任汇报!”
对面顿了一下,大概是被他这语气震住了。“你是哪个单位的?举报什么情况?”
“我不能说我是谁,他们到处都有眼线!”杨平安把声音压得更低,像是怕被旁边的人听见似的,声音里掺着明显的恐惧,“你告诉黄主任,我要举报的是马德胜——他的儿子马卫东已经叛国投敌,潜逃到国外去了!马德胜自己也已经跟境外势力接上了头,马上就要跑!这事千真万确,我有确凿证据!”
对面安静了两秒,杨平安能听见那头有翻纸的声音停了下来。“你说马德胜?你确定?”
“我用脑袋担保!同志,你赶紧让黄主任带人去他家搜,现在去还来得及,晚了人就跑了,东西也转移了!他家灶房橱柜底下、卧室衣柜里,还有书房那个保险柜,里头全是里通外国的铁证!”杨平安的语越来越快,像是生怕对方不信,“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死存亡的大事,耽误一分钟都是对革命的犯罪!你赶紧报告黄主任,晚了就全完了!”
“喂,你——”
杨平安不等对方说完,咔嗒一声把电话扣回座机上。
他直起腰,最后环顾了一圈这间书房。书柜里的“红宝书”端正地立在原来的位置,灶房橱柜底的玉米面袋子还是原来的角度,衣柜里的大衣叠得整整齐齐,保险柜锁得严严实实。窗帘拉着,窗户关着,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出那道不变的细线。
他最后扫了一眼这间书房。这些证据一旦被搜出来,马德胜的政敌们会像他预料的那样扑上去。造反派最擅长的就是窝里斗,用不着他亲自动手。
他转身走向窗户,无声无息地翻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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