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躲。他只是踩着碎石和弹壳,迎着那挺机枪往前走。子弹打在他的左肩上,把他整个人往后推了一步,他往前又走了一步。子弹打在他的右腿上,他膝盖弯了一下又伸直。
血从他身上几十个弹孔往外冒,流在他的裤管上、靴筒里、脚底踩过的每一块碎石上。他用尽了力气往前走了最后十步,一头栽进月台尽头的机枪掩体。
然后一声巨响,整个沙袋掩体被掀飞,重机枪炸成麻花扭向半空又砸进弹坑里。调度室的废墟还在燃烧,储油罐的黑烟还没散尽,靖远堂那些被压在月台后面的弟兄爬起来,朴正勇拽着一个兄弟往回跑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月台尽头只剩一个还在冒烟的弹坑,弹坑里嵌着半片烧焦的帆布,帆布上还留着金在根咬过的牙印。
楚中天在关圣帝君殿待了一夜。他蹲在殿前烧了厚厚一叠金箔纸,火光照亮他脸上的皱纹和鬓角新生的白。他把一杯酒洒在地上,又把另一杯放在殿前台阶上——那是给金在根的。殿前有寒风灌进来,吹得纸灰扑簌簌飞向半空,落在殿柱新漆的楹联边。
日本人控制朝奸的核心组织,叫在满朝鲜人民会,奉天、安东、长春等大城市均有支部,奉天支部是核心。
他们受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朝鲜总督府、关东军三方指挥。任务就是招募朝奸、搜集情报、监视反日朝侨、为日军带路、强征劳工。
朝鲜人民会每个支部都专门设有一个为劳工招募设立的外围办事处,负责按片区挨家挨户登记在奉朝侨,一旦日军下达劳工配额就立刻按名册抓人。内部有情报组、劳工组、治安维持组,完全军事化管理。
这个组织还有个在农村的配套组织叫“保民会”——日本以“保护韩侨”为名建立,实质是朝奸别动队,配合日军抓捕、押送劳工,奉天保民会直接归板垣司令部调度。
另外就是朝奸组成的武装与暴力组织:朝鲜人自卫团、保警队。日军枪、配弹药,穿黄军装、戴朝鲜帽,负责宪兵辅助、巡逻、镇压反抗。奉天城郊、火车站、工业区都有布防,直接配合板垣抓劳工、看押民工。
还有一个最近才大量潜入奉天的“民生团”,专门分化朝侨、诱骗青年加入亲日组织、暗杀反日朝鲜志士。由朝鲜人民会牵头新成立的奉天朝鲜人劳役协会,负责按片区强征朝鲜劳工、编组、押送、监督施工,有队长、班长、工头层级,工头多是铁杆朝奸,打骂、枪毙逃跑者。
板垣能短时间内调动那么多人去帮他挖壕沟,就是这些人的功劳。在满朝鲜人民会在奉天有自己的办公楼,挨着日本领事馆不到两条街,门口挂着太阳旗和朝鲜总督府的徽章。
板垣的劳工配额命令从苏美洋前线到奉天,经关东军司令部转到朝鲜人民会,金秉祚必须在规定时限内交人——交不齐,自卫团上门抓;交慢了,关东军直接枪毙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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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从不亲自去抓劳工,他们只需要打通金秉祚这一个人的电话,剩下的事自有朝鲜自卫团挨家挨户去办。
朝奸带日本便衣、自卫团,挨家抓、骗、绑。奉天那些散布在西塔区、满铁附属地边缘的朝鲜人聚居地里,每一条巷道都被自卫团半夜砸过门。
靖远堂在奉天杀了整整三年。第一年杀的是保警队的头目,第二年杀的是人民会的中层骨干,第三年杀的是会长本人——连着杀了三任。
金在根的规矩是:杀朝奸不杀日本人,因为杀一个日本兵换一个日本兵太慢,杀一个会长能换好几批朝奸没人敢接任。
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日本人不缺朝奸,就像农夫不缺镰刀,钝了一把换一把,换到最后剩下的全是磨不坏的精钢。
第一任会长叫李基焕,原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朝奸翻译。他靠出卖十二名反日朝侨致其全部被日军处决的功劳当上了任会长。
此人是虔诚的基督徒,白天给关东军当走狗卖同胞,晚上溜进西塔教堂跪在告解室里求主赦免。
他知道自己手上沾了多少血——十二个人的名字他每一个都记得,其中有一个是教他日语的老师,有一个是跟他一起从平壤逃荒到奉天的同乡。
他跪在告解室里的时候从不抬头看十字架,只盯着自己抖的手指头——白天签处决令的时候它们从没抖过。
那日黄昏他照例撩开布帘钻进教堂僻静的告解室,跪下去膝盖刚碰到跪凳的木板,还没来得及开口,隔间暗处传来一道清冷低沉的男声,慢悠悠的,就在耳边咫尺之距:“平日里跪着向天主求饶宽恕,一辈子贪生畏死。既然这么怕死,当初何苦做朝奸、卖同族?”
李基焕浑身猛地一僵,头皮瞬间炸麻。他抬头的那一瞬,隔间昏暗的光线里,金在根静静坐在暗影之中——不是躲在阴影里,是他本身就是阴影的一部分。
他手上那把擦得亮的短刃没有刻意亮出来,只是在指尖轻转,寒光在刀刃上一闪一灭,像教堂长明灯被门缝里的风撩过。告解室本是李基焕求心安的地方,到头来却成了自己的断头台。
第二任叫朴东洙,原奉天朝鲜商会会长,亲日富商。他坐上这个职位之前就一直在配合日军强征朝侨土地、贩卖鸦片。他觉得自己跟李基焕不同——李基焕是翻译出身,优柔寡断,骨子里还是个怕死的基督徒,而他是商人,有钱、有人脉、有保镖,在奉天混了十多年,街上每一家朝鲜人开的铺子都要给他交份子钱。
他不怕金在根——他甚至琢磨过,等风声过去之后,能不能用自己的人脉把金在根从奉天城里翻出来,送给关东军当晋升的投名状。
那天他照常从商会下班,坐进自己那辆黑色的福特轿车后座。司机是自己人,跟了他五六年,从他在安东开第一间当铺时就给他开车。
他靠在后座皮椅上闭目养神,盘算着下一批劳工的名额能不能从关东军那里多换几车水泥,忽然车停了。停的地方不是他的宅子门口,是一条窄巷——消防车进不来、路灯照不到、连野猫都不愿往里钻的那种窄巷。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问,两侧车门同时被拉开。金在根和朴正勇从两边上来,按住他的双肩。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刚滚出一个“你”字,金在根的短刃已经捅进去了——不是一刀,是一百多刀。每一刀都不致命,每一刀都扎在神经密集的地方:小腹、大腿内侧、胳膊窝。
车里弥漫着血腥味儿和尿骚味,朴东洙的意大利皮鞋在皮质座垫上蹬了几下,蹬掉了一只,袜子破了个洞,露出冻疮的脚趾。
他的尸体被挂在奉天城门示众,西塔街口的朝鲜人清晨打开门板,看着城门口那个随风摇晃的人影,有人在屋里烧了一炷香,跪下给亡故的亲人磕头。
第三任叫崔昌洙,关东军特务机关培养的特工。他敢接这个职位——前任是商人,前前任是翻译,他是真正的特务。
他在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受训,在关东军情报部实习,受过反暗杀训练,明白如何检查车辆、检查信件、检查每一道门锁。
他接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在自己办公室里装了防爆玻璃,把每一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全部随机安排,身边的贴身警卫全部换上关东军直接派遣的便衣宪兵。
他觉得自己可以抓住金在根。
然后他在办公室收到了一个来自家乡的包裹。包裹不大,牛皮纸包着,绳子系得很紧,寄件人是村公所隔壁杂货铺的名字。
这些他都检查过——托日本宪兵去村里调查,寄件地址确有其人。信也看了好几遍,是妈妈的笔迹,说泡菜是开春新腌的,萝卜比去年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