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九,河西道,平阳县。
日头毒辣得像是要把大地烤裂。田里的麦子本该抽穗灌浆,此刻却蔫头耷脑地垂着,叶子焦黄卷曲,风一吹,扬起一片灰扑扑的尘土。
王老栓蹲在田埂上,盯着自家那三亩薄田,眼睛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从三月到现在,整整两个月没下一滴雨。井水见了底,河床干裂得能塞进拳头。村里老人说,这是五十年不遇的大旱。
可旱灾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青苗贷”。
去年冬天,县衙的差役挨家挨户宣传,说是朝廷推行新政,设“青苗法”。春耕时农户可向官府借贷种子钱粮,秋收后按两分利偿还。当时说得天花乱坠——“解民之急”“皇恩浩荡”。
王老栓不识几个字,但算账还是会的。往年青黄不接时向地主借粮,利息至少五分,碰上黑心的要七分八分。朝廷只要两分,听起来确是好事。
他便签了借据,借了三两银子,买了种子,又咬牙多租了一亩地,想着秋收多打些粮食,除了还债,还能给女儿攒点嫁妆。
可谁想到,开春就遇大旱。
麦子长不出来,秋收眼看要绝收。而前两天,县衙的刘师爷带着几个差役上门了,笑呵呵地说:“王老栓,青苗贷的银子,该还了。”
王老栓当时就懵了:“刘、刘师爷,这麦子还没熟呢……”
“没熟也得还。”刘师爷依旧笑着,但眼神已经冷了,“朝廷有规定,青苗贷五月清账。你这三两银子,连本带利是三两六钱。今天是最后期限,拿不出来,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可是地里……”
“地里的事我不管。”刘师爷打断他,“我只管收账。拿不出来也行,按规矩,以地抵债。你这三亩地,抵三两六钱,正好。”
王老栓只觉得天旋地转。
三亩地,是他们一家五口活命的根本。没了地,吃什么?喝什么?
他跪下来磕头,额头磕在硬土上咚咚响:“刘师爷,您行行好,宽限些日子吧!等秋收,等秋收我一定还……”
“秋收?”刘师爷嗤笑,“就你这地里,能收几粒麦子?别废话了,地契拿来。”
差役上前就要搜身。
王老栓的老婆王氏扑过来,死死护住丈夫,哭喊道:“你们不能这样!这是要逼死我们啊!”
“逼死?”刘师爷脸色一沉,“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朝廷好心借贷给你们,你们倒想赖账?来人,搜!”
差役一把推开王氏,从王老栓怀里搜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地契,还有几十个铜板——那是他们家最后一点钱。
刘师爷接过地契,看了看,满意地揣进怀里。又掂了掂那几十个铜板,随手扔给旁边的差役:“赏你们喝酒。”
说罢,转身就走。
王氏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王老栓呆呆地看着差役离去的背影,又看看龟裂的田地,忽然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抓起地上的锄头就要追上去。
“他爹!”王氏死死抱住他的腿,“不能去啊!去了就是造反,要杀头的!”
“杀头就杀头!”王老栓双眼赤红,“没了地,横竖都是死!”
正拉扯间,村里的锣声忽然急促地响起来。
“出事了!出大事了!”里正连滚带爬地跑过来,脸色惨白,“刘、刘师爷他们……在村口被李铁柱他们围住了!”
王老栓一愣:“李铁柱?”
“他也借了青苗贷,五两银子。”里正喘着粗气,“刚才刘师爷去他家收账,要收他家的牛。李铁柱急了,招呼了十几个后生,把刘师爷堵在村口了!”
王老栓只觉得一股热血冲上头顶。
他扔下锄头,拔腿就往村口跑。
村口的老槐树下,已经围了上百人。李铁柱是个三十出头的壮汉,此刻正举着一把柴刀,挡在刘师爷的马车前。他身后是十几个青壮,个个手里拿着农具,眼睛通红。
刘师爷坐在马车里,掀开车帘,脸上倒不见慌张,只是冷笑:“李铁柱,你想造反?”
“造反?”李铁柱声音嘶哑,“是你们要逼死我们!大旱两个月,地里颗粒无收,你们还要收账,还要收地收牛!这是不给我们活路!”
“活路?”刘师爷提高了声音,“朝廷借你们银子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现在还不上了,倒怪朝廷不给活路?我告诉你们,青苗法是陛下钦定的新政,谁敢阻挠,就是抗旨!抗旨什么罪名?诛九族!”
人群中一阵骚动。
有人害怕了,手里的农具放低了些。
李铁柱却挺直了腰杆:“诛九族?好啊!反正没地没牛,全家也得饿死!不如拼了,拉几个垫背的!”
“对!拼了!”
“反正活不下去了!”
人群又激动起来。
刘师爷脸色变了变,但很快又镇定下来:“好,好,你们有种。不过我可提醒你们,县衙的捕快已经在路上了。等他们到了,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正说着,远处传来马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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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个捕快策马而来,领头的正是平阳县令赵德全。赵德全年过四十,身材微胖,此刻骑在马上,脸色铁青。
“怎么回事?”他勒住马,扫视人群。
刘师爷连忙下车,凑到马前低语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