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里的时钟指向上午十点整。
审判长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被告阿敏,因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判处死刑,择日执行。”
阿敏没有哭,也没有挣扎。
那张晒得黝黑却些许稚嫩的脸上,只剩下一种迟钝的麻木。
他其实听不太懂华语,只是抬起头,茫然地望着天花板的灯光。
被告席上,没有人替他说话,只有一位公设辩护人。
因为他是外籍劳工,没有家属,连家都不知道怎么回去。
工地夜里像一口未封的井,伸手不见底。
混凝土和铁锈的味道黏在空气里,潮湿、冷硬,像一张随时会合拢的灰黑巨口。
尸体倒在水泥板上,胸口被撕开般塌陷,血从每一道刀口溢出来,浓得几乎发黑。
每一刀都深、狠、准——像施暴者完全清楚心脏在肋骨间的位置,不需要试探。
他站在尸体旁,背影微微弯着。
头顶孤零零的工地灯泡在风里轻摆,光线忽明忽暗,让他整个人像是被从世界里抽离了一半。
床脚一样硬的血味沾满他的袖口、指节,甚至顺着手腕干成暗褐。
那手像被别人的意志操控过,僵到连放下都显得迟疑。
“看到了,是他。”
证人说话时声音发抖,却斩钉截铁。
监视器毫不留情地捕捉到他举刀的动作,一帧帧冷静得近乎残忍——他靠近、停下、抬手、落刀。
一遍、又一遍。
而刀柄上的指纹,干净得像刻上去。
所有东西都在指向他。
所有东西都在逼他说一句“是我做的”。
可他只是抬起头,慢慢地。眼里没有愧疚,也没有凶意,只剩一种令人发寒的空白。
像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与他毫无关系。
谢芷懿,是法院指派的年轻公设辩护人。
她每一场审理都在挣扎,试图想从他身上找到线索,但那个少年几乎不说话,只重复一句:“他先打我。”“杀人没有”
“我要上诉!”谢芷懿猛地站起来。
法官皱眉:“公辩,请冷静。被告已承认犯罪,且证据明确——”
“承认?!”她怒声道,“他根本听不懂你们的审问!你们连口译都没给他足够时间!他不是不懂法律,他是不懂中文!”
法官冷冷地说:“公辩,请注意言行,这是正式法庭,不是你的情绪舞台。”
“情绪?”谢芷懿笑了,那笑带着撕裂的嘲讽。
“你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人!因为他是外劳,没身分、没家人,所以他该死——是不是?”
法警上前,准备制止。
谢芷懿咬牙,声音低得几乎哽咽:“你们会后悔的。”她当然不喜欢替杀人犯辩护,她从来都不喜欢。
可卷宗上的矛盾太多,证言前后不符、现场照片被修补痕迹、中介的消失、护照上那诡异得像故意做旧的数字……
还有阿敏那种不该属于十七岁的、像噩梦一样陷得太深的眼神,不知道为何被一股子阴霾所笼罩。
所有的迹象,都在吼着一个真相:这个少年,有隐情,他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人。
又是经过了几十天,执行通知下达。
阿敏被移送到看守所的死刑执行区。
他没有律师、没有探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