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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满盘皆输（第1页）

店名叫“聚香居”，俗，但红霞说听着就暖和，有锅气。我们三个站在还没撕掉保护膜的玻璃门前，钥匙在陈生手里掂量着，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夜里十点，商贸街后巷安静了下来，只有远处主路的车流打着模糊的白噪音底子。

“开了这门，”陈生声音有点哑，清了清，“可就没回头路了。”

红霞眼眶还是红的，下午她刚辞了市收银的工作，这会儿激动劲儿没过，猛地一拍陈生的胳膊：“说什么晦气话！开了这门，好日子就在里头等着呢！”她转向我，“来来，你说是不是？”

我点点头，看着玻璃门上模糊映出的我们三个的影子，叠在一起，被霓虹灯的残光勾了道不可靠的边儿。“开了吧。”我说。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出“咔哒”一声脆响。陈生用力一推，门开了，带起一阵小小的风，卷着屋里装修留下的淡淡油漆和板材味儿扑面而来。里面是暗的，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牌子着幽光，隐约能看见倒扣在桌上的椅子轮廓，像一群沉默的兽。

我们没开大灯，借着窗外和门外的光走进去。地方不大，挤了七八张桌子，但此刻空荡荡的，便显出一种陌生的宽敞。红霞迫不及待地摸到墙边，“啪”一声打开了最中间那盏装饰用的吊灯，暖黄的光洒下来，照亮了浅黄色的墙漆、原木色的桌子、还有后墙上我们仨挑了好久的一幅抽象画——红霞说那画的是火焰，代表着红火。

“真好，”她喃喃道，声音在空旷的店里有了回音，“真好啊。”

陈生不知从哪儿摸出来一瓶白酒和三个一次性纸杯，就着旁边一张桌子放下：“来，庆祝一下！”

酒是廉价的烈酒，呛喉咙，但喝下去胃里就烧起一团火。红霞喝得急，呛得直咳嗽，咳完了眼睛更红了，不是呛的，是情绪上了头。她举着纸杯，看看陈生，又看看我，声音带了哽咽：“从今往后…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真的，我…我都有点想哭了…”

陈生用力抹了把脸，眼眶也泛着红，他伸胳膊揽住我和红霞的肩膀，把我们往中间拢了拢，纸杯里的酒晃出来些许：“说得好！红霞，来来，咱们三个，有福同享，”他顿了一下，声音沉下去，带着一种郑重的许诺意味，“有难同当！”

纸杯碰在一起，出沉闷的声响。烈酒滚过喉咙，那团火烧得更旺了。那一刻，店外的寒冷和未来的不确定性都被这团火暂时逼退了。我相信他们眼中的真诚，正如我相信自己胸腔里涌动的那股热流。我们是一体的。

然而那团火，并没能在“聚香居”的灶台上真正烧起来。

麻烦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更琐碎，更无处不在。

先是办证。拍胸脯保证一周搞定所有证照的黄牛，在收了我一万五千块“加急费”后，电话成了空号。卫生许可、消防检查、工商登记…我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各个办事窗口之间来回碰壁，补齐一份材料，被告知还需要另一份，盖完一个章，现前面某个复印件版本不对。陈生跑得嘴角起泡，烟抽得越来越凶，最后把一沓材料摔在桌上，低吼：“这他妈是故意卡着要‘意思’！”

“那就‘意思’啊！”红霞急着开门营业，每天的租金水电都是钱在烧。

“‘意思’？拿什么‘意思’？钱呢？”陈生瞪她，“装修预算成什么样了你没数？”

装修是另一处疮疤。包工头是老李介绍的，说是“绝对靠谱，看我的面子给你最低价”。结果材料以次充好，工期一拖再拖，最后结算时又凭空多出好几项“增项费用”。陈生和那包工头吵了两次，差点动了手。对方甩下一句“有合同，白纸黑字，闹到哪儿我都不怕”，揣着钱走了。我们看着那凹凸不平的地砖、接缝粗糙的吊顶，只能把憋屈咽回肚子里。

最要命的是厨房设备。二手市场淘来的那台双开门冰箱，买回来第三天就开始间歇性罢工，制冷效果堪忧。供应商电话永远打不通。维修师傅上门一看，直撇嘴：“这玩意儿年纪比你都大，零件都找不到了，修一次够你买半个新的。”

红霞当场就急了：“那怎么办？里面还囤着两千多块的肉和菜呢！”

师傅两手一摊。

最后是陈生咬着牙，又掏钱去买了台小冰柜先顶着。那两千多的食材，救不回来的部分，我们三个分了，连着吃了一个星期的变质肉味。

开业那天，仓促得近乎狼狈。鞭炮忘了买，花篮只有老李送来一个，孤零零地站在门口。后厨请的师傅是红霞远房表舅推荐来的，手艺…极其一般，而且慢。前厅就红霞和我，点菜、上菜、收拾桌子、算账，忙得脚不沾地。客人抱怨菜咸了、淡了、上慢了、筷子有点霉味…

晚上十点打烊，我们仨瘫在椅子上，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地上是狼藉的垃圾和油污，空气里混杂着食物和清洁剂的古怪气味。

红霞看着第一天那可怜巴巴的营业额，手指抖：“这…这都不够付今天菜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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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生把账单揉成一团，砸在地上：“妈的！”

我弯腰，把那个纸团捡起来，慢慢展开，抚平上面的褶皱。上面的数字，像针一样扎眼。

就是从那天起，有些东西开始变了。

抱怨越来越多，指向也越来越明确。

红霞总嫌陈生花钱大手大脚，进的货又贵又不实用。“你看看你进的这些海鲜，死了一半！这东西是咱们这种小店卖得起的吗？跟你说了多少遍，先做稳家常菜！”

陈生则烦红霞抠抠搜搜，斤斤计较。“一分钱一分货懂不懂？用那种便宜肉，客人吃一次就再不来了！口碑还要不要？”他有时会斜眼看我，“来来倒是会说漂亮话，和稀泥谁不会？关键时候拿主意顶上去的人呢？”

我通常沉默。我的积蓄大部分投在了期租金和那个骗子的“加急费”里，话语权似乎也跟着变轻了。我试着调停，提出些折中方案，但常常被他们两人同时驳回。无效的次数多了，我也渐渐闭上嘴。

店里生意一直半死不活。我们轮流看店，守着空荡荡的桌椅，一坐就是一整天。那种寂静，比忙碌更折磨人。期待一次次落空，焦虑像慢性毒药，慢慢侵蚀着最初那点情谊。

直到那天下午，一个男人夹着个公文包，走进了我们死气沉沉的饭店。

那时不是饭点，店里只有我和红霞。她正对着计算器按来按去，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我则在擦已经很干净的桌子。

门上的风铃响了。我们同时抬头。

进来的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微胖，穿着件棕色的皮夹克，头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一种见过世面的从容笑容。他扫了一眼冷清的店面，目光落在我身上。

“老板在吗？谈点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