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责任共担协议是在第三天傍晚通过的。
没有掌声,也没有正式布会。
它只是被安静地挂载在各节点的执行接口上,作为一条“补充说明”。
协议的措辞极其谨慎。
没有“强制”,没有“最终解释权”,甚至刻意回避了“裁决”这个词。
它只反复强调一个概念——
共同承担。
在没有裁决的时代,这听起来几乎像一种美德。
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一切顺利。
各执行组在提交操作前,都会额外标注“共担节点”,
系统照常记录,不评价,不干预。
看上去,秩序似乎被重新拼合了。
有人松了口气。
有人甚至开始相信,这场所谓的“裁决缺席”,
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制度适应期。
沈砚是在协议被引用到第七次时,察觉到问题的。
不是因为它失败了。
而是因为——它成功得太快。
成功到,所有人都开始依赖它。
协议的第一起“善意执行”,生在一个并不起眼的修复项目中。
某段旧型基础结构,因为长期被否决历史覆盖,
其维护方案一直处于冻结状态。
现在,有人提出重新启用其中一条被封存的路径。
理由充分,风险可控,且经过多方共识。
在有裁决的时代,这种方案大概率会被否决——
不是因为它错,而是因为它不够安全。
但现在,没有“安全阈值”的裁决者了。
协议被引用。
执行开始。
修复进行得很顺利。
甚至可以说,过于顺利。
原本预估需要七天的稳定期,在第三天就完成了。
节点数据回暖,相关区域的效率指标出现了罕见的正向波动。
有人在内部频道里说了一句:
“也许我们一直被裁决限制得太死了。”
这句话没有被反驳。
问题出现在第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