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春节刚过,南方的雨就淅淅沥沥下了起来。周凯站在广州一家濒临倒闭的小五金厂门口,看着锈迹斑斑的铁门和墙皮剥落的厂房,眉头紧锁。
“周副局长,这厂子以前是生产螺丝刀的,设备老得掉渣,工人三个月没工资了。”陪同的地方干部叹了口气,“您确定要在这儿搞试点?万一搞砸了……”
“搞砸了,我担着。”周凯推开门,径直走进车间。十几台老旧机床蒙着厚厚的灰尘,角落里堆着废弃的铁屑,几个工人蹲在地上抽烟,见有人进来,麻木地抬起头。
“同志们,想不想重新开工,拿工资?”周凯的声音打破了沉寂。
工人们面面相觑,没人敢接话。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搞试点”三个字,听着就像走钢丝。
“我知道你们怕。”周凯拿起一把生锈的螺丝刀,“但再怕,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厂子倒闭,全家喝西北风。咱们不搞虚的,就从最简单的做起——生产打火机。”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样品,是从香港市场买来的塑料打火机:“这玩意儿技术含量低,手工就能组装,成本几分钱,运到国外能卖几毛钱。咱们有现成的厂房,有会摆弄机器的手,为啥不能试试?”
一个满脸胡茬的老工人忍不住问:“这……这不就是投机倒把吗?万一被批斗……”
“政策允许的试点,出了事我负责。”周凯看着他,“而且咱们是给国家赚外汇,不是给自己谋私利。赚了钱,优先你们的工资,剩下的投入设备改造,让厂子活起来。”
这番话像一颗石子,在工人们心里激起了涟漪。三个月没工资的日子太苦了,就算有风险,也比坐以待毙强。
“我干!”老工人把烟头摁灭在地上,“周副局长,你说咋干,我们就咋干!”
接下来的日子,周凯成了这家小五金厂的“临时厂长”。他联系中山大学的化学系教授,改良打火机的燃料配方;找美术学院的老师设计外壳图案;又托外贸系统的熟人,联系香港的经销商。
工人们也卯足了劲,擦洗设备,学习组装,车间里久违的轰鸣声又响了起来。第一批打火机下线那天,周凯拿着一个在手里掂量,塑料外壳虽然粗糙,但火苗稳定,不比进口的差。
“好!”他举起打火机,“就按这个标准干,先给香港送一批试试水!”
与此同时,他在顺德的一家农机厂、珠海的一家塑料厂也铺开了试点——农机厂改产简易热水器,塑料厂则生产电饭煲外壳。这些产品技术门槛低,全靠手工组装,正好利用闲置的厂房和劳动力。
“周副局长,您这是把国营厂当成‘小作坊’了啊。”有人在背后议论,“放着正经的工业不干,搞这些‘针头线脑’,简直是胡闹!”
这些议论很快传到了体改委,甚至捅到了更高层。
周凯的办公室里,一份份批评信堆积如山。
“用廉价劳动力冲击市场,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先低价抢占市场,再提价垄断,这是资本家的套路!”
“国营厂生产小商品,是丢社会主义的脸!”
最尖锐的一份批评,来自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部长:“周凯同志,你这是把古代地主的‘屯田制’搬到了工厂!看似给农民找活干,实则是为资本扩张铺路,早晚要出问题!”
体改委的会议室里,争论更是白热化。
“我反对!”一位戴着眼镜的理论家拍着桌子,“马克思说过,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岂能靠这种‘低级商品’展?”
“可工人要吃饭,厂子要活命!”周凯据理力争,“这些‘低级商品’能赚外汇,能让工人有饭吃,有什么错?难道眼睁睁看着厂子倒闭,工人失业,才是社会主义?”
“你这是诡辩!”对方反驳,“用低价倾销占领市场,最终会被资本主义国家反制,丢了我们的脸面!”
“脸面是靠实力挣来的,不是靠嘴说出来的!”周凯的声音也提高了,“现在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只能从低端做起。等赚了钱,搞研,搞高端,到时候才能真正挺直腰杆!这叫曲线救国,不是投降!”
争论持续了整整三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体改委主任叹了口气:“把报告递上去吧,让上面定夺。”
报告送到总设计师案头时,老人正在看南方的春耕报表。他仔细读完,又看了看那些批评意见,忽然笑了。
“周凯这小子,胆子不小。”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有人说他是资本主义,可他一分钱没往自己兜里装,反倒让工人有了活干,国家多了外汇。这怎么就资本主义了?”
秘书小声说:“主要是‘低价抢占市场’的说法,争议太大。”
“商人做生意,不都是先赔后赚,先易后难?”老人放下报告,语气坚定,“社会主义也要讲市场,也要讲策略。他这不是垄断,是为国家争市场,争话语权。让他试,出了问题,我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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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批示下来了:“试点可行,注意规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消息传到南方,周凯正在五金厂验收第一批出口的打火机。工人们听说报告通过了,当场欢呼起来,老工人甚至激动得哭了:“有盼头了!咱们工人,又能抬头挺胸了!”
周凯看着一箱箱贴满“中国制造”的打火机装上货车,心里百感交集。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批商品的出口,更是改革路上的一次破冰——它打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教条,证明了“市场”和“计划”并非水火不容。
没过多久,香港经销商传来消息:第一批打火机被抢购一空,订单已经排到了三个月后。五金厂的工人们拿到了拖欠已久的工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顺德的热水器、珠海的电饭煲也打开了东南亚市场,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更意外的是,这些“低端商品”的成功,点燃了无数人的热情。广州、深圳的街头,开始出现偷偷摸摸的“个体户”,有的摆摊修鞋,有的倒卖小商品,虽然还躲躲闪闪,却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周凯在考察时,遇到一个卖电子表的年轻人,见了他就鞠躬:“周副局长,要不是看你们厂子赚了钱,我还不敢出来干呢!等我赚了钱,也想办个小厂,给国家缴税!”
周凯笑着说:“好好干,政策会越来越好的。”
回到四九城时,已经是初夏。秦淮茹在院子里种的石榴树开花了,火红一片。钢蛋和铁蛋放了假,正在帮着整理周凯带回来的资料——那是南方试点的生产数据和市场反馈。
“爸,我们系的教授说,您这招叫‘梯度展战略’,国外很多国家都是这么起来的。”钢蛋说。
铁蛋也说:“我们实验室在研究打火机燃料的环保配方,争取让咱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周凯看着两个儿子,忽然觉得浑身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他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当下,更是为了这些年轻人能有一个更开放、更包容的未来。
体改委的办公室里,那些批评声渐渐小了。有人开始研究南方试点的经验,有人提出要在北方也搞几个类似的厂子。周凯知道,争议不会完全消失,但改革的车轮,已经被推动起来了。
他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天安门,心里默默念着:总有一天,“中国制造”会从低端走向高端,从“量变”积累到“质变”。而他,愿意做这漫长征程中的一块垫脚石,哪怕被质疑,被批评,也在所不惜。
因为他清楚,这条路,是让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唯一捷径。而那些曾经的争议,终将成为历史的注脚,见证一个民族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如何一步步走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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