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四九城,风卷着落叶在部委大楼前打着旋。周凯刚从南方赶回,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请进了会议室。长条桌两侧坐满了领导,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来——关于汽车项目的争议,已经闹到了必须当面解释的地步。
“周凯,你说说,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占o的股份?”一位头花白的老领导率先开口,语气带着痛心,“咱们出人,出材料,厂房,凭什么让他们分走利润?这不是明摆着吃亏吗?”
“就是!”旁边的同志附和道,“韩国人也在跟日本人谈,听说他们只让日方占o的股,技术还比咱们多拿了两项。你这谈判,是不是太让步了?”
周凯站在桌前,手里捏着那份与日方初步达成的协议,神色平静:“各位领导,我们争的不是股份多少,是产业链。日方占o,但条件是把全套汽车产业链——从动机缸体铸造,到变箱组装,再到整车质检的技术和设备,全搬到中国来。他们出旧生产线,我们出厂房、人力和材料,看似他们占了技术便宜,实则我们拿的是根。”
他展开一张产业链图谱,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节点:“汽车产业有上万个零件,涉及钢铁、电子、橡胶等几十个行业。日本人把全套产业链搬来,意味着我们能同步学到冲压、焊接、涂装等核心工艺,还能带动上下游企业一起成长。这不是代加工,是‘带徒学艺’,他们出师傅,我们出徒弟,学费就是那o的股份,值!”
“可利润要被分走啊!”有人反驳,“万一他们把技术藏着掖着,咱们学不到真东西,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藏不住。”周凯语气笃定,“生产线要运转,就得有工人操作;设备要维护,就得有工程师指导。咱们的工人、技术员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学,三个月学不会就学半年,半年学不会就学三年,总有一天能把技术吃透。至于利润,短期内是少了,但等我们自己的品牌做起来,这点钱连零头都算不上。”
他顿了顿,拿起韩国的谈判方案:“韩国人是占股少,但日方只给了他们组装技术,核心的动机设计、精密机床工艺都没放手。他们看似赚了眼前的便宜,却走了我们上辈子的老路——永远做别人的组装厂。”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领导们都在低头琢磨他的话。王部长看着周凯,忽然开口:“你打算把这个厂建在东北?”
“是。”周凯点头,“东北有重工业基础,鞍钢的特种钢材能直接用在汽车制造上;还有大量资源型企业的闲置工人,稍加培训就能上岗。这个厂建起来,能带动至少五万人就业,还能盘活一批上下游工厂。”
“那日本人要是反悔怎么办?”有人还是担心。
“协议里写得清楚,技术转让必须经过我方验收,生产线调试合格才能投产。”周凯拿出补充条款,“而且他们的旧生产线在日本已经快淘汰了,搬到中国是唯一的出路——日本企业现在的目光都在房地产上,现在就想把闲置资产变现,他们比我们更怕谈崩。”
总设计师的秘书恰好进来送文件,听完周凯的话,笑着说:“长刚才还问起汽车项目,说‘周凯同志看问题,总能看到十年后’。”
这句话像一颗定心丸,让会议室的气氛缓和下来。老领导叹了口气:“罢了,既然你把账算得这么清楚,我们就信你这一回。但有一条,技术必须学到手,工人培训要跟上,不能让日本人看笑话。”
“请领导放心!”周凯立正敬礼,“我已经让东北的老李组建了技术攻关组,从各大高校抽调了两百名机械专业的师生,就等着生产线落地,手把手跟日本人学。”
消息传回日本,丰田、日产的董事会很快通过了协议。他们急于把闲置的旧生产线变成现金,投入房地产市场,根本没在意中国方面的“学习计划”——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就算学会了组装,也造不出合格的动机,更别说自主研了。
年冬天,第一批日本工程师带着图纸和设备,踏上了东北的土地。周凯亲自去了鞍钢附近的厂区,看着巨大的冲压机床被吊装到位,看着日本技术员在车间里比划着讲解操作流程,看着中国工人踮着脚、拿着笔记本认真记录,眼里闪烁着期待的光。
“周主任,这日本人真抠门,调试设备都不让咱们凑近看。”老李凑过来说,语气里带着不满。
“正常。”周凯笑着说,“你让技术员假装请教,多问细节;让老工人盯着他们的操作手法,记在心里;晚上组织讨论会,把白天看到的、听到的都捋一遍,总能找出门道。”
他指着不远处的临时教室:“我请了清华、哈工大的教授,就住在厂里,每天跟工人一起拆解图纸,咱们自己画一套出来。”
老李眼睛一亮:“还是您想得周到!”
秦淮茹趁着周末来看他,站在厂区的高台上,看着远处忙碌的工地,轻声说:“这里真冷,比京城冷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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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厂房盖起来就好了。”周凯给她裹紧围巾,“明年春天就能试生产,到时候让你坐咱们自己造的车。”
“我可不懂车。”秦淮茹笑着说,“我就懂,你做的事,都是对的。”
周凯心里一暖,想起刚穿越时,他只想靠先知先觉赚点小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可现在,他站在这片冰封的土地上,心里装的是上万个零件的产业链,是几十万工人的饭碗,是中国汽车产业未来的百年之路。
春节前,生产线调试进入关键期。日本工程师现,中国工人进步得飞快,不仅能熟练操作设备,还能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缸体铸造要用这种合金”“变箱齿轮的精度能不能再提高”。
“这些中国人,太能学了。”一个日本老工程师私下对同事说,“再这样下去,用不了三年,他们就不需要我们了。”
同事嗤笑一声:“放心,核心的热处理工艺我们没教,他们造的动机寿命不过十万公里。”
这话恰好被旁边的中国技术员听到,默默记在心里,当晚就汇报给了周凯。
“好啊,留了一手。”周凯不怒反喜,“让材料研究所的人连夜赶来,盯着他们的热处理车间,就算看也要看出门道!”
他知道,技术封锁是常态,能学到九成已经是意外之喜。剩下的一成,正好逼着自己的科研人员攻关——这才是真正的自主创新。
除夕夜,周凯没回京城,和工人们一起在厂区吃的饺子。电视里放着春节晚会,车间里的冲压机还在低鸣,远处的工地上,灯火连成一片温暖的海。
“周主任,明年咱们真能造出自己的车吗?”一个年轻工人捧着饺子问。
“能。”周凯看着他冻得通红的脸,语气坚定,“不仅能造出来,还要卖到全世界去。到时候,你们都是功臣。”
年轻工人咧开嘴笑了,眼里的光比远处的灯火还要亮。
周凯知道,这场“舍小利换技术”的博弈,才刚刚开始。日本人以为占了股份的便宜,却不知道他们搬来的不仅是生产线,更是撬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支点。等有一天,中国的工程师画出了自己的图纸,中国的工人掌握了核心工艺,这个由日方参股的工厂,终将成为中国汽车品牌崛起的跳板。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覆盖了厂区的每一个角落,却盖不住那股蓬勃生长的力量。周凯端起酒杯,敬了远方的家人,也敬了这片土地上正在创造奇迹的人们。
这条路,或许布满荆棘,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而他,愿意做那个铺路的人,哪怕暂时被误解,被质疑,也在所不惜。
因为他清楚,十几年后,当中国的汽车奔驰在世界各地时,今天的“吃亏”,终将变成最值得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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