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决定,绝不是自己一腔热血就能完成的事。
在写下「我要把她的名字放回去」之后,林薇开始冷静思考。
她知道,接下来要做的事,不能靠情绪。
林薇很快就发现,把真相写成文字,和在心里知道它,是两回事。
她一开始以为,只要把老张说过的话整理出来就够了。
可真正动笔之后,她才明白——
每一句话,都必须能承受被怀疑。
每一个时间点,都要能对得上另一个人的记忆。
她开始一次又一次回头查证。
翻找旧报纸、地方志、残缺的族谱影本,甚至是几张快要碎掉的照片。
有些地方,她写了,又划掉;
有些段落,她隔了好几天才敢补上。
因为她知道,这一次,她不是在为自己记录。
她是在替一个被刮掉名字的人,重新站到光里。
接下来的日子,她的生活变得规律而单调。
白天,她查资料、比对年份、翻阅地方志与残缺的旧档;
夜里,她重听老张的录音,把每一段停顿、每一次哽咽都重新标记。
族长说过的话,她得一字一句地验证,反覆辨认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推测,或哪些只是长年压抑后留下的伤痕。
也没有再主动找村里的人打听。
一旦这件事被说出口,就不再只是「记得」,而是要被质疑、被检视、被反驳。
桌上的文件一天天叠高。
日期、地点、人名,被她写成一条条清楚的时间轴。
互相矛盾的说法,被她并排列出,在旁边标註来源,并重新查证。
那些无法证实的传言,她没有删掉,只是诚实地标上「口述,待查」。
慢到有时连自己都怀疑,这样真的能改变什么。
但每当她想停下来,就会想起那张发黄的纸——
「要是有一天能再上台,这一句,记得换气。」
于是她又低下头,继续写。
那不再只是关于林秀云的一段遭遇。
而是一份,足以被摊在灯光下、被所有人共同面对的正式报告。
在写的途中,风声已经在村里传开。
有人在巷口低声问起她的名字,又迅速住口。
有人看到她,点头却不敢多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