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的倒计时,像悬挂在教室后黑板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日复一日地,以粉笔字无情缩减的数字,将一种集体性的、沉默的焦灼,注入高二每一个角落的空气里。
试卷雪片般飞来,油墨的气味几乎成为呼吸的一部分。
笔芯消耗的度快得惊人,每个人桌角都堆起了小山般的草稿纸和空笔管。
睡眠被压缩到极限,课间十分钟,许多人选择趴在桌上,用短暂的黑暗来抵御下一轮头脑风暴的侵袭。
在这种高压的、近乎窒息的氛围里,我那场一个多月前的“英勇负伤”,很快便褪色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插曲。
额角的伤痕早已愈合,只留下一道比周围肤色稍浅的、不仔细看便难以察觉的细线。
肋骨的固定带在某次复诊后被医生宣布可以拆除,起初几天,胸腔骤然放松的感觉甚至让我有些不适应的空落感,仿佛少了点什么坚实的依靠。
但身体很快适应了自由,动作恢复了以往的敏捷,只在阴雨天气或极度疲惫时,才会从骨缝深处传来一丝隐晦的、提醒般的钝痛。
武大征依旧是我最聒噪的僚机,但他也收敛了许多咋呼,更多时候是和我一起埋头在题海里,偶尔抬起头,眼睛通红地抱怨一句“辰哥,我觉得我的脑细胞已经成批阵亡了。”母亲依旧沉默,但每晚雷打不动的一杯温牛奶和清晨桌上精致的早餐,是她无言的关切。
郝雯雯这个名字,连同她所代表的那个“正常”世界,似乎已彻底从我当下的生活里淡出,偶尔母亲提及,我也只以“学习忙”含糊带过。
而杨俞……
我们之间那条由纸条悄然搭建的、纤细的吊桥,在期末兵荒马乱的冲击下,似乎也陷入了某种停滞。
再也没有新的纸条出现。
语文课上,她是那个一丝不苟、高效精炼的杨老师;课堂外,我们是界限分明的师生。
偶尔在走廊或办公室门口遇见,她会对我点点头,目光平静,有时会问一句“最近状态怎么样?”或“古文复习到哪了?”,得到的永远是我简短而标准的回答“还好。”、“在复习《史记》选篇。”
一切都回归了最“正确”的轨道。
仿佛Icu里紧握的手,雨夜长椅上的牛奶,夹在笔记本里的“头还疼吗?”,都只是高压下的短暂幻觉,被更现实的升学压力碾碎、风干了。
但我心底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当我再次在语文课上走神,目光不由自主地追随她在讲台上移动的身影时,我不再感到那种灼烧般的羞耻和自我厌弃。
当她的目光偶尔扫过我,与我视线相接又自然滑开时,我也不会立刻竖起全身的刺,或者陷入冰冷的绝望。
一种奇异的、微妙的平静感,像一层薄而韧的膜,包裹住了那些曾经激烈冲撞的情感。
它们并未消失,只是沉淀了下去,变得更深,更隐蔽,同时也更……笃定。
我知道她在那里。她知道我收到了。我们默契地将那座吊桥暂时封存,各自退回到自己的堡垒里,先应对眼前最现实的烽火。
期末考试的三天,像一场浓缩了所有焦虑、专注和体力透支的马拉松。
当最后一门英语的交卷铃声响起时,整个教学楼仿佛都出了一声如释重负的、集体的叹息。
紧接着,是瞬间爆的喧嚣——对答案的争执,解放的欢呼,书本试卷被抛向空中的零星冒险,以及迅弥漫开的、假期将至的松散气息。
我收拾好笔袋,慢慢走出考场。
冬日午后惨白的阳光照在走廊上,空气里有灰尘跳舞。
紧绷了太久的神经骤然松弛,带来一种虚脱般的疲惫,但同时,又有一种空旷的、不知该如何填满的茫然。
成绩在考完后的第二天就张榜公布。
挤在红榜前黑压压的人群里,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年级第七。
一个不算顶尖,但足够稳妥、符合预期的位置。
目光下意识地往下扫了扫,在文科类单科排名那里停留。
语文,年级第十二。
尤其是古文部分,失分比预想的多一点,一道关于《史记》中虚词用法的选择题错了,还有一个翻译句子的得分点没抓全。
心里掠过一丝极淡的、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遗憾。不是因为排名,而是因为……那是她的科目。
就在这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武大征凑过来,咧着嘴,脸上是纯粹的、没心没肺的快乐“辰哥!第七!牛逼啊!晚上搓一顿?我请客,庆祝咱俩都活着走出考场!”
我还没回答,就听见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旁边响起“赵辰。”
是杨俞。
她不知何时也来到了公告栏附近,大概是在查看班级整体情况。
她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牛角扣大衣,围着浅咖色围巾,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看起来比平时少了几分讲台上的正式,多了些随意。
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又很快扫了一眼红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