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的头三天,妈跟我说的话加在一起不过二十句。
我数过。
第一天——也就是礼拜天——她一整天都没出卧室门。
早饭是她提前放在锅里热着的白粥和两个咸鸭蛋,我起来的时候厨房里还飘着粥的热气,但人已经不在了。
卧室门关得死死的。
我在客厅里坐了一上午,盯着那扇门,听里面偶尔传来翻身或者开关抽屉的声音。
中午她出来了。
没看我。
从卧室走到厨房,中间经过客厅的时候,目光直直地穿过我的脑袋上方,像是盯着我身后墙上那幅挂了好几年的十字绣——一只胖乎乎的招财猫。
她在厨房里待了四十分钟。出来的时候端了两碗面条——一碗搁在餐桌我那边,一碗搁在她那边。
然后坐下来吃。
整个过程没说一个字。
面条做得很随便。白水煮的挂面,上面飘了几片青菜叶子和一个荷包蛋。跟她平时那种又是红烧排骨又是清蒸鲈鱼的水准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坐到餐桌对面,拿起筷子。
“妈。”
她夹面条的筷子停了一下。大概零点三秒。然后继续夹,继续吃。
“面条挺好吃的。”
“嗯。”
对话结束。
吃完之后她收了碗筷进厨房洗。水龙头开得很大——哗啦啦的——像是故意用水声把整个厨房灌满,好让任何其他声音都进不去。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她又回了卧室。
我坐在客厅里,感觉整个屋子空荡荡的,像是只剩下我一个人。
第二天,礼拜一,要上学了。
早上六点半,闹钟响了。我揉着眼睛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房门的时候——厨房的灯亮着。锅里热着稀饭,桌上摆了一碟腌萝卜和两个馒头。
一切跟以前一样。
除了没有人站在厨房门口扯着嗓子喊“陈浩!起床了!磨磨蹭蹭的要迟到了!”
没有了。
那个声音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餐桌上一张撕下来的便签纸,上面写着她那种歪歪扭扭的字
“稀饭在锅里,别忘了吃。”
六个字。
连“儿子”两个字都没有。
我坐下来吃早饭。馒头嚼在嘴里像是在嚼棉花。
穿鞋出门的时候,主卧的门还是关着的。她应该醒了——稀饭是热的,说明她至少在我起来之前就煮好了。但她没有出来。
没有“多穿点外套别感冒了”。
没有“放学早点回来别在路上瞎晃”。
什么都没有。
防盗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
楼道里冷得像冰窖。
爸是那天下午回来的。
我放学到家的时候,玄关里多了一个旧行李箱和一双沾着泥巴的劳保鞋。
客厅里传来男人说话的声音——粗嗓门,带着那种常年在工地上吆五喝六练出来的穿透力。
“……路上堵了三个钟头,那个高隧道里出了事故,排队排了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