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漆皮斑驳的单人床死死贴着墙根。
对面是一张旧得黄的书桌,桌面上还堆着我初三用过的那几本《五年中考三年模拟》,旁边立着个积了厚厚一层灰的塑料笔筒。
墙面上用透明胶带贴着三张奖状,边角早就黄卷边了。贴得最高、最显眼的那张,还是我小学五年级拿的“三好学生”。
那张床还是我小时候睡的,一米二宽。
现在我躺上去,脚后跟能直接蹬到床尾的木板上。
盖在身上的,是老家弹棉花铺子里弹出来的老式实心棉被。
那重量,压在胸口跟压了块石头似的,喘气都得费点劲,但钻进去是真的暖和。
隔壁就是我爸妈的主卧。中间隔着一个不大的客厅。
老房子的砖墙隔音,比县城那个纸糊一样的出租屋稍微强点。
但到了半夜三更、万籁俱寂的时候,隔壁木板床翻身出的“嘎吱”声,还是能隐隐约约传过来。
不过,因为中间多了个客厅作为缓冲地带,声音传到我这屋的时候,已经被削弱成了一种很钝的闷响,不像在县城时那样,只隔着一条窄走廊和两扇薄木门,听得人头皮麻。
寒假的头几天,我能明显感觉到,我妈整个人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松弛下来了。
在县城那个只有我们俩的六十五平米里,她的神经是紧绷的,百分之百的注意力全死死锚定在我一个人身上。
现在回了镇上,回到了她熟悉的主场,她的注意力被瞬间分流了。
分给了我爸、分给了那一堆堆的年货、分给了隔壁大婶、分给了小卖部的进货单。
她走路的步子比在县城迈得大,干活的手脚比在县城麻利。
前天跟菜市场口卖肉的屠户因为两毛钱的零头吵了一架,那战斗力比在县城对付卖鱼老板时还要生猛。
有一天下午,她站在院子里,盯着角落那棵快死掉的石榴树看了足足五分钟。
突然嘟囔了一句“今年这破树怎么抽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野枝子,再不铰铰过年都不开花了。”说完,转身进屋翻出一把生锈的大剪刀,“咔嚓咔嚓”地剪了半个小时。
每一剪子下去,都像是在泄这三个月在县城憋出来的那股子邪火,透着一股痛快淋漓的狠劲儿。
但这看似完全倒带的生活里,有些微小的东西,终究是变了。
你不仔细盯着看,根本察觉不到。
比如,她每天晚上洗完脸之后。
以前在镇上,她都是拿那条洗得硬的毛巾胡乱呼噜两把脸,就算完事了。
但现在,她会回到卧室,翻出从县城带回来的那几个瓶瓶罐罐,抠出一点白色的膏体,飞快地在手上和脸上抹匀。
她干这个动作的时候,像做贼一样。涂抹的度极快,眼神还时不时往门外瞟,生怕被我爸或者我撞见她这副“臭美”的德行。
再比如,她玩手机的时间,明显比以前在镇上时拉长了一大截。
以前她晚上顶多在沙上划拉两下那些配着罐头笑声的土味视频,看不过五分钟就把手机扔一边了。
但现在,她跟我爸一起坐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手机屏幕经常一亮就是二三十分钟。
手机只要不用,绝对是屏幕朝下死死扣在腿上或者沙面上。时不时拿起来翻看一眼,立刻又扣回去。
我坐在斜对面的小马扎上,距离和角度都看不见屏幕。
但我能看到她大拇指滑动的频率。
那根本不是刷短视频那种机械的、快的往上划拉,而是停顿很久、然后再往下划一点的节奏。
那是人在阅读大段文字时,才会有的动作。
至于在县城里那些深更半夜的诡异举动,在镇上被彻底强制关停了。
我爸每天晚上十点不到就雷打不动地开始打呼噜。
那呼噜声穿过客厅,像一头困兽的低吼,时时刻刻提醒着这个屋子里有个随时会醒来的成年男人。
最关键的是物理环境的限制。
老房子的卫生间就紧挨着客厅,从我房间或者主卧去卫生间,都必须穿过客厅。
这老房子的木地板只要一踩,就出刺耳的“嘎吱”声。
半夜要是起来上个厕所,那动静能直接把我爸吵得翻个身,紧接着就是我妈条件反射地从被窝里诈尸般地吼一嗓子“谁啊!大半夜的不睡觉瞎溜达啥!”
在这种36o度无死角的双重声学监控下,县城卫生间里那种凌晨一点、磨砂玻璃门后透出蓝白色手机荧光的画面,在这里连一秒钟的生存空间都没有。
寒假期间,我跟楼上的周姐彻底切断了物理联系,只剩下微信上偶尔的文字交流。
聊天的频率不高,大概两三天蹦出几条消息,内容碎得像饼干渣。
她问“卷子做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