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她站在餐桌边,手里死死捏着那包花生米,转过头,像看阶级敌人一样盯着我爸的后脑勺。
那个吃人的眼神足足持续了两秒。然后,她猛地深吸了一大口冰凉的空气。
战斗打响。
一段时长三分钟、语快得像加特林机枪扫射的单方面训斥,瞬间引爆了客厅。
内容从“你买这剥皮花生是打算留着长毛吗”,一路升级到“你这耳朵是用来出气的还是用来喘气的”,最后精准地落到了那个万年不变的总结陈词上
“你在单位给领导办事精明得跟个猴似的,怎么一回了家就变成个又聋又瞎的木头桩子!”
面对这狂风骤雨,我爸的反应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死猪不怕开水烫。
他坐在沙上,拿起遥控器,把电视机的音量默默调小了一格,然后继续盯着屏幕看。
没有回嘴,没有辩解,更没有道歉。
直到我妈骂到第二分半钟,因为一口气没喘匀稍微卡了个壳,他这才不慌不忙地按下遥控器,“咔哒”一声,换了个农业频道。
这就是他们俩的日常。这套在老房子里运行了十六年的交互系统,固若金汤。
我妈负责疯狂输出,我爸负责沉默接收。
中间完全没有反馈回路,那些带着火星子的数据丢进我爸这个黑洞里,到底是烧了还是被消化了,外人根本看不出来。
但你要说他真的一点都不往心里去,也不对。有些犄角旮旯的细节,还是能泄露点底牌的。
比如,每个月工资一,除了扣下三百块买烟钱,剩下的全额自动转账到我妈卡上。这规矩是他自己立的,我妈从没开口要过。
比如,去县城租房子、签合同、跑中介,全是他在镇上和县城之间来回折腾搞定的。
再比如这次。
他从县城接我们回来那天,后备箱里除了我们的两个大黑行李箱,还多出来两个袋子。
一个袋子里装着整整两斤带壳的生花生;另一个袋子里,装着三条熏得乌黑亮的腊肉。
那袋带壳花生,说明他不仅听清了上次我妈骂的内容,而且死死记住了,只是他绝不会从嘴里说出一句“我改了”。
我妈翻出那袋花生的时候,手顿了一下,然后一声不吭地把它塞进了橱柜最里面。
至于那三条腊肉,更是老家地道的土法熏制。
是镇政府里一个平时爱鼓捣这些的同事自家做的。
我爸下班后专门绕了两条街去人家家里拿的。
他拎进门,往桌上一扔,干巴巴地说“咱妈托我带的。”
他嘴里的“咱妈”,指的是我奶奶。
但我心里门儿清,我奶奶那抠搜劲儿,压根不可能托他带这么贵的东西。
这三条腊肉,纯粹是他知道我妈好这一口,自己拉下老脸去跟同事讨来的。
我妈知道,我也知道。但在这个家里,三个人都默契地闭着嘴,谁也没有去戳破那层别扭的包装纸。
…………
在镇上的寒假,就像一列设定好程序的绿皮火车,每天都在同一条轨道上哐当哐当地循环。
早上八点,我被厨房里的锅铲声吵醒。
我妈早就在灶台前忙活了,餐桌上照例摆着白面馒头、熬出米油的大米粥、一碟切得细细的咸菜疙瘩和两个白水煮蛋。
我爸比我起得早,他年前还得在单位耗几天。
每天早上七点半,他跨上那辆电瓶早就老化的小刀电动车,从院子大门骑出去。
红色的尾灯在镇上清晨那层灰蒙蒙的冷雾里闪了一下,转个弯就不见了。
白天就是我妈的个人秀。
收拾永远扫不完的灰尘、盘点过年要送礼的年货、隔着院墙跟隔壁的王大婶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篇下午去奶奶开的那个小卖部里帮着看两小时摊子。
我呢,要么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赶那些抄答案都嫌手酸的寒假作业,要么被以前初中的几个死党叫出去,在镇中那个连篮筐都歪了的球场上冻得鼻青脸肿地打半天球。
到了晚上,一家三口围着电视机扒饭。
新闻联播播完,我爸就开始在沙上打瞌睡,呼噜声打得震天响。
我妈没好气地推他一把,骂一句“滚回床上去睡”。
等他迷迷糊糊进了屋,我妈再去关电视、拔插头、挨个检查门窗有没有锁死。
我在镇上的旧卧室,和县城那间次卧的格局天差地别。
这屋子更憋屈,满打满算也就七八个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