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o22o115·星期六·113o·镇上·老家·天气阴零下一度北风?』
镇上的冬天,跟县城那个出租屋完全不在一个冻法。
倒不是说室外温度差了多少,关键是老房子那漏风的破窗户。
西北风顺着窗户缝“呜呜”地往屋里灌,那点靠烧锅炉勉强憋出来的暖气,连十分钟都撑不到就被吹得稀碎。
一到晚上更要命,除了被窝底下那块地盘,整个屋子简直就是个大冰柜。
半夜渴了想从被窝里伸只手去够床头柜上的水杯,那都得咬紧牙关做足了视死如归的心理建设。
我妈在搬去县城陪读之前,硬生生跟这种刺骨的冷熬了好多年,以前从没听她抱怨过半句。
但这回刚回镇上的第一天晚上,她裹着厚棉被,哆哆嗦嗦地冲着我爸喊“这破房子怎么感觉比往年更冻人了?”
我爸当时正蹲在客厅墙根底下,手里拿着个生锈的铁扳手死命拧暖气管上的阀门。
听见这话,他闷头拧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年年都这逼样。”
回镇上的头一个礼拜,日子就像被人强行按了倒带键。
县城那三个多月里悄然滋生的那些新鲜节奏和颜色,瞬间被清零,硬生生退回到了一个灰扑扑的初始版本。
我妈把县城里穿的那些裙子全压了箱底,重新套上了那件臃肿的紫红色大棉袄和一条肥大的黑心棉裤。
在县城里经常随意散在肩膀上的头,又被一根两块钱十根的黑皮筋死死勒成了一个大马尾。
她脚上蹬着那双鞋底都快磨穿孔的灰色旧棉拖鞋,在厨房和客厅的水泥地上“踢踢踏踏”地踩得震天响,忙着跟我爸核对过年要买的年货单子。
她的声调和语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无缝切换,彻底回到了镇上那套标配大嗓门、连珠炮式的语、恨不得把一句话掰成十句说的密集信息量,以及随时随地触的抱怨和指令。
而我爸,则非常自觉地承担起了“人肉沙包”的功能,在所有这些高频输出的间隙里,极其吝啬地塞进几个单音节的回应。
林建国,我爸,三十九岁。镇政府办公室主任。
这头衔听着唬人,其实就是干了一辈子打杂熬出来的老黄牛。
在单位里,他是个八面玲珑、谁都不得罪的润滑剂;可一回到家,这套左右逢源的系统就像被拔了电源,彻底死机。
他身高一米七二,身板中等。
但这几年终究是没扛住岁月的杀猪刀,肚子比前几年明显圆了一圈。
平时罩着件宽大的深色夹克还不太显眼,可过年一脱外套换上薄毛衣,那腰线上勒出的肉圈就彻底兜不住了。
他长了张方方正正的黑脸,额头上的抬头纹深得像用指甲掐出来的三条死胡同。
眼睛不大,但转悠起来透着股精明。
嘴唇极薄,不笑的时候像个随时准备训人的教导主任;偶尔笑一下,也只是一侧嘴角往上一扯,笑到一半就像被人踩了急刹车,生硬地收了回去。
头推得很平,鬓角已经零星冒出了几根白茬。
常年抽烟,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焦黄色烟油渍。
在这个家里,他开口说话的频率大概只有我妈的四分之一。
但他有个特点,从不说废话,一句顶一句。
只是这内容实在太干瘪了,干得就像一块放了三天的隔夜馒头。
在家庭这种需要情感交流的场景里,他就像个只负责接收数据指令、绝对不提供情绪价值的劣质机器人。
比如年前腊月二十六那天,我妈打他去镇上的大统华市办年货。
她扯了一张作业本纸,在上面密密麻麻列了十几种东西,从瓜子糖果到春联鞭炮再到洗洁精,然后一把塞进他夹克的上衣兜里。
他前脚刚跨出门槛,我妈后脚就追到台阶上,扯着嗓子追了三道口谕
“买西瓜子!别买那种白瓜子,磕着费劲!”
“花生要买带壳的!那种剥好的红皮花生容易受潮!”
“回来的时候拐个弯,把你妈那边要的老抽顺手捎上!”
我爸一只脚已经踩在了电动车脚踏板上,头都没回,从鼻腔里喷出一个闷雷般的“嗯”。
这个“嗯”,就是他对以上所有指令的全部确认回执。
四十分钟后,他两手勒着五六个被撑得快变形的塑料袋推门进来。
往餐桌上重重一墩,顺手脱了外套往椅背上一搭,径直走到沙前,一屁股坐进坑里,拿起遥控器调到央视新闻频道,开始盯着屏幕上的国际局势看。
从进门到落座,半个多余的字都没往外蹦。
我妈走过去,像个查房的护士长一样,把塑料袋一个个扒开清点。
扒到第三个袋子的时候,她的动作猛地顿住了。她从袋子里扯出一包真空包装的花生米——全是剥好皮的红皮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