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晨仔细查看数据,眼睛亮了:“肥效持续性呢?”
“延长了大概三分之一。”李卫东翻着记录本,“而且成本……因为用了大量农业废弃物,总成本比纯化肥低15左右。”
“好!”顾晨一拍桌子,“明年开春,选一百亩地做中试。如果成功,这可能是改变中国农业施肥习惯的突破口。”
他看着窗外的田野,思绪飞远。
有机肥与化肥的结合,看似只是技术问题,实则关乎土壤健康、环境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而现在,1981年,大多数人还在为粮食增产而疯狂使用化肥,土地透支的恶果尚未显现。
“我们能早走一步,就能少走十年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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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顾晨回到家——现在是红旗公社边上的一处独立小院,顾青山和陆知行从北京回来了。
“爸,陆叔,怎么样?”
顾青山从随身携带的旧皮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牛皮纸笔记本。纸张已经泛黄,边缘破损,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娟秀。
“这是你奶奶……我母亲,林晚晴同志,1965年到1966年的实验笔记。”顾青山的声音有些沙哑,“我在她当年工作的实验室档案室里找到的。大部分资料都遗失了,但这份……可能是某个学生偷偷保存下来的。”
顾晨郑重接过。
笔记里详细记录了一种特殊土壤微生物菌剂的培养过程。这种菌剂能够显著提高作物对磷肥的吸收效率——在那个磷肥极度匮乏的年代,这几乎是革命性的发现。
但笔记在1966年8月戛然而止。
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实验数据异常,菌株出现不可控变异,申请暂停研究,待查明原因。——林晚晴,1966812”
“这是她出事前三天写的。”顾青山指着那行字,“我找了农科院的专家看,他们说,以当年的技术条件,这种菌剂如果真能成功,价值无法估量。但‘不可控变异’……很危险。”
陆知行补充道:“我们在北京还拜访了一位老中医,现在是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他提到一个思路:中医讲究‘扶正祛邪’,调理整体环境。这和顾晨你之前说的‘生态农业’‘土壤健康’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顾晨合上笔记本,心中震撼。
奶奶的研究,竟然在二十年前就指向了微生物农业、土壤生态这个前沿方向。而她的中断,不仅仅是政治运动的悲剧,也可能是一次科学伦理的谨慎抉择。
“这份笔记,是无价之宝。”顾晨说,“不仅因为它是奶奶的遗物,更因为它的科学思想,到今天依然超前。”
晚饭时,顾青山和陆知行对视一眼,似乎下了某种决心。
“小晨,有件事……”顾青山放下筷子,“这次在北京,周教授夫妇请我们吃饭。我们……没再隐瞒。”
顾晨抬起头。
“周教授的爱人拉着我的手说:‘青山啊,你们俩不容易。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家,常来。’”陆知行笑了笑,眼角有细纹,“我们没想到……他们会这么说。”
顾晨沉默了几秒,起身走进自己房间,拿出一个小木盒。
打开,里面是两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表盘背面,分别刻着:
青山知我行
知行伴青山
日期:1981年7月18日——他们从北京回来的这天。
“爸,陆叔。”顾晨把手表递过去,“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有些承诺,该有个见证。哪怕只是我们自己知道。”
顾青山和陆知行愣住,接过手表。
昏黄的灯光下,表盘反射着温润的光泽。两个男人,历经半生风雨,在儿子的见证下,将手表戴在彼此腕上。
没有仪式,没有誓言。
但有些东西,比仪式更重,比誓言更真。
窗外,夏虫低鸣,星河满天。
红旗公社的夜晚,静谧而安详。而变革的种子,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发芽,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刻。
风声鹤唳
1981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比往年都要早。
省城的街头巷尾,变化日新月异。原本灰扑扑的墙壁上,开始出现色彩鲜艳的广告牌和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号子声,仿佛从遥远的南方特区,乘着春风一路吹拂到了这里。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人们,车把上挂着鼓囊囊的公文包或菜篮子,脸上多了几分匆忙,也多了几分对未来的期待。
晨光公司的扩张步伐,正踩着这时代的鼓点。
香港市场的初步试水反响不俗。陈先生反馈,第一批运去的精装养生礼盒和特级药材,在香港的百货公司和部分高端药店上架后,销售情况超出预期。“香港人讲究食补,又舍得花钱,顾生,你的产品理念对路!”陈先生在越洋电话里的声音,透过滋滋的电流声,依然能听出兴奋。
这无疑给整个公司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车间里,工人们干劲更足;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越来越多的外地询盘和合作意向纷至沓来。
顾晨坐在焕然一新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房间比以前大了,多了文件柜和一张会客沙发,墙上除了那张插满小红旗的中国地图,还挂了一幅“业精于勤”的书法——眉头却微微蹙着。桌上摊开的,是两份报告。
一份是李卫东提交的,关于新建综合加工厂的项目计划书。李卫东的字迹工整有力,规划详实:选址在城郊结合部,交通便利;计划引进一条半自动化的果脯、蜜饯生产线和一套更先进的药材烘干、分拣设备;预计投资二十万元,建成后产能可提升三倍,并能开发更多即食类深加工产品。报告的末尾,李卫东用红笔加了一句:“顾总,机不可失!隔壁省已经有类似厂子在筹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