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个就是顾晨,‘青年创业标兵’,听说公司都开到香港去了。”
“这么厉害?那还来上学干嘛?”
“谁知道呢,可能混个文凭吧。人家那才是‘走在时代前列’。”
“听说他用的,都是他父亲和农科院的关系……”
“嘘,小声点……”
这些议论,偶尔会飘进顾晨的耳朵。他大多一笑置之。两世为人,他深知人言可畏,但也明白,真正的底气来自于实力和成果,而非口舌之争。只是,当这些议论隐隐约约和他敬重的父亲以及陆叔叔挂钩时,他心里还是会掠过一丝阴霾。
更直接的压力,来自于同宿舍的氛围。当初那个热情质朴的宿舍小集体,随着时间推移,也难免有了变化。老大孙建国依然是老大哥做派,但面对顾晨日益明显的“不同”,言语间偶尔会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佩服,也有距离感。其他舍友,有的埋头苦读准备考研,有的开始为毕业分配焦虑,顾晨则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共同话题少了,夜深人静时,顾晨躺在宿舍床上,听着室友们均匀的呼吸声或翻书声,有时会感到一种孤独。他仿佛被一道无形的玻璃墙隔开,一边是热火朝天、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一边是相对宁静却也暗流涌动的象牙塔。
这天下午,顾晨刚和刘教授讨论完修改后的实验方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准备换身衣服去公司。一进门,就看到孙建国和另外两个舍友正围在一起看什么,气氛有些凝重。
“怎么了?”顾晨随口问。
孙建国抬起头,神色有些不自然,把手里的几页信纸递了过来:“晨子,你看看这个。不知谁塞到咱们宿舍门缝里的。”
顾晨接过来一看,心头猛地一沉。这是一封匿名打印信,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恶意的揣测和指控。信里说顾晨的“晨光公司”是利用其父顾青山在农科院的职权,侵占公共科研资源转化为私人产业;说他与省里某些领导“关系匪浅”,才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政策支持和银行贷款;甚至影射他的学习成绩有水分,是靠“特殊手段”获得的荣誉和课题机会……
言辞不算特别激烈,但那种阴冷的、捕风捉影的指控方式,极具杀伤力。
宿舍里一片寂静。大家都看着顾晨。
顾晨捏着信纸,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一股怒火从心底窜起,但很快又被强行压下。他抬起头,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只是眼神比平时冷了几分。
“无聊的诽谤。”他把信纸轻轻放在桌上,“清者自清。我顾晨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父母师长,更对得起‘晨光’这个名字背后千千万万农民的信任和员工的付出。”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几位室友:“兄弟几个相处几年,我顾晨是什么人,你们应该清楚。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问我。至于这种藏头露尾的东西,”他指了指那封信,“不值得浪费我们的时间。”
孙建国松了一口气,拍了拍顾晨的肩膀:“晨子,我们当然信你!就是觉得这事儿恶心人。谁会这么干?”
“眼红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顾晨淡淡道,“公司做大了,难免的。只是没想到,这把火会烧到校园里来。”他心中已经隐隐有了几个怀疑对象,可能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也可能是某些看不惯他“风光”的人,甚至不排除与父亲当年的冤案有关联的势力在暗中作祟。
“这事儿要不要告诉学校?”一个舍友问。
“暂时不用。”顾晨摇头,“没有具体证据,学校也难处理,反而可能闹得沸沸扬扬。我自己会处理。”
他换好衣服,平静地离开了宿舍。但熟悉他的人会发现,他的背影挺得比平时更直,脚步也更快、更稳。
走在去公司的路上,春风吹在脸上,带着花香,也带着一丝料峭。顾晨的心情渐渐平复。匿名信像一根刺,扎了一下,很疼,但也让他更加清醒。这条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鲜花坦途。有潮涌的机遇,就必然有潜藏的暗礁。商业的竞争、学业的压力、人际的复杂、暗处的冷箭……这一切,都是成长必须经历的磨砺。
他想起了父亲的话:“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现在,他还要加上一句:走得远,更要走得稳,走得正。
来到公司楼下,看着“晨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崭新招牌在夕阳下泛着光,顾晨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会议室里,灯光已经亮起,李卫东、王秀兰他们正在等他,桌上铺开了新厂的设计草图。
那些阴霾的、令人不快的思绪,瞬间被眼前具体而迫切的工作所取代。这里,才是他的战场。
“开始吧。”顾晨坐下,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专注,“我们先确定第一期厂房的最终布局。”
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又一个夜晚降临。在这片被改革春潮唤醒的土地上,无数像顾晨一样的弄潮儿,正在时代的浪涛中奋力前行,一边拥抱机遇,一边应对挑战,一边拨开暗礁,坚定地驶向自己心中的彼岸。
而顾晨知道,关于母亲冤案的调查,父亲和陆叔叔一直在默默奔走。这条追寻正义的路,同样漫长而曲折,如同深水下的潜流,等待着破冰而出的那一天。
潮涌不息,暗礁潜藏。但永不言弃。
春天又至
1982年元旦刚过,一份文件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中国每一个村庄。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