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场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顾晨身上。
顾晨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刘主任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想用三组数据回答。”
他走到黑板前,写下:
第一,红旗公社1982年粮食总产量:比1981年增长18。
“土地承包到户,农民有了积极性,这是增产的基础。”
第二,红旗公社1982年集体企业产值:比1981年增长210。
“股份合作制激发了投资热情和管理效率,这是增值的关键。”
第三,红旗公社1982年社员人均收入:比1981年增长125。
“这才是最终的结果——集体壮大,个人增收。”
写完,他转过身:“刘主任问姓‘社’还是姓‘资’。我认为,判断标准不应该是抽象的概念,而应该是实践效果。如果一种模式能让国家多收粮、集体多积累、个人多挣钱,那它就是好模式。如果它让国家受穷、集体空虚、个人挨饿,哪怕它名字再好听,也不是我们要的。”
他顿了顿,直视刘振华:“至于您担心的‘私有化’……在红旗公社,土地所有权依然是集体的,这是底线。我们只是在经营权层面创新,让生产要素流动起来,优化配置。这就像一条河,所有权是国家或集体的,但我们可以修水库、建电站、引水灌溉——只要最终目的是让更多人受益,这有什么问题?”
刘振华脸色有些难看,还想说什么。
但台下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缓缓开口了:“小顾同志说得对。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红旗公社的实践,符合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的人,有时候反而容易陷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该下去走一走,看看活生生的现实了。”
这话一出,风向立转。
课后,不少干部围上来,要顾晨的联系方式,想邀请他去当地指导。
刘振华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顾晨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知道这只是开始。未来的路,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交锋。
1983年7月,顾晨毕业。
农大校园里,梧桐树郁郁葱葱,蝉鸣震耳。但比蝉鸣更喧嚣的,是毕业分配的消息。
“顾晨,留校!周教授说了,只要你点头,直接保送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顾晨,省农业厅点名要你!去政策研究室,副科级待遇起步!”
“顾晨,农科院也发了函……”
同学们羡慕得眼睛发红。这年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但能同时被这么多好单位争抢的,凤毛麟角。
顾晨却异常平静。
他独自一人走到学校后面的试验田。这片田里,有他亲手种下的小麦,如今已金黄一片,沉甸甸的穗子在夏风中摇曳。
四年前,他刚来到这里时,这片地还种着低产的老品种。现在,他参与培育的新品种,亩产提高了三十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