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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第1页）

会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消化这个前所未有的概念。

半晌，铁蛋爹第一个举手：“我同意！我家那五亩坡地，自己种一年累死累活挣不到三百。交给公司统一种药材，保底分红就有五百，还能去厂里干活挣工分——不，挣工资！”

王秀兰也说：“我在养鸡场干了两年，知道这里面的门道。要是家家户户自己养，防疫、饲料、销售全是问题。统一搞，才能成规模，才能卖上好价钱。”

但也有顾虑：“那要是公司经营不好，亏了呢？”

“问得好。”顾晨坦然道，“所以需要监督。我建议成立社员监督委员会，每个生产队选一个代表，有权查账，有权质疑经营决策。公司每季度向委员会汇报一次。”

“另外，”他加重语气，“我以晨光公司董事长的名义承诺：公司管理层不拿高薪。我的工资，和厂里技术最高的工人一个水平。利润的大头，必须用于分红和再投资。”

这话一说，最后的疑虑也消散大半。

三天后，社员代表大会投票：87同意，试行股份合作制。

红旗公社的“分田到户”，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土地承包到户（法律意义上的承包权）

·经营权自愿流转给公司（签订15年合同，可续签）

·加工厂集体所有，公司统一经营（股份合作制）

·农民三份收入：土地保底分红+劳务工资+经营利润分红

赵建国把这份方案报到县里时，县委书记赵向东看了半天，一拍桌子：

“好！既有分田到户的积极性，又有集体经营的优越性！这是红旗经验的升级版！我要报到省里去！”

时间快进到1982年底。

红旗公社的打谷场上，摆开了一长溜桌子。桌上堆着的不是粮食，而是一沓沓钞票——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崭新的十元大团结。

今天是分红大会。

会计念一个名字，就有人上前签字、按手印、领钱。

“张满仓家！土地股分红五百二十元！劳力股分红三百八十元！资金股分红两百元！合计……一千一百元！”

铁蛋爹上前，手有点抖。他身后跟着的老伴，已经抹起了眼泪。

去年是万元户，但那是一家人起早贪黑一整年的全部收入。今年呢？土地交给公司后，他和老伴主要在厂里干活，比种地轻松，收入却更高——这还不算家里其他人另外挣的。

“王秀兰家！合计九百六十元！”

“李卫东家！合计八百七十元！”

……

每家每户，最少也有三四百元。而往年，一个壮劳力辛苦一年，能挣两百元就算不错了。

更重要的是，这种收入是稳定的、可预期的。土地有保底，干活有工资，公司赚钱还有分红——三重保障。

分红现场被省报记者拍了下来。照片上，农民们数着钞票的笑容，朴实而灿烂。

三天后，《江南日报》头版头条：

《红旗公社的“三丰收”：粮食增产、收入翻番、民心欢腾——股份合作制探索农村改革新路径》

文章详细介绍了红旗模式：如何在分田到户的同时，通过股份合作制保留并壮大了集体经济；如何让农民获得多重收入；如何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

文章最后写道：“红旗公社的实践告诉我们，农村改革不是简单的‘一分了之’。在赋予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同时，如何创新组织形式，提高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现代化水平，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课题。红旗公社的答案，或许不是唯一的，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

全省各地的考察团蜂拥而至。红旗公社一时间车水马龙，赵建国和顾晨成了最忙碌的“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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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委党校的课堂与交锋】

1983年1月，顾晨接到一个特殊邀请：到省委党校，给全省县处级干部培训班讲课。

题目是：《农村改革的微观实践与宏观思考》。

接到通知时，顾晨正在农大准备毕业论文。导师周教授拍拍他的肩膀：“去吧。这不是荣誉，是责任。把你的想法，说给能改变政策的人听。”

省委党校的礼堂座无虚席。台下坐着的，大多是四十岁往上的干部，不少人鬓角已白。而讲台上的顾晨，刚满二十二岁。

他没有怯场。

从红旗公社最初的小作坊讲起，讲到“帮带计划”，讲到“股份合作制”，讲到农民脸上的笑容和存折上的数字。

“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顾晨说，“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农民。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吃饱饭，想要有钱花，想要孩子能读书，想要活得有尊严。”

“我们的所有政策设计，都应该围绕这个核心。凡是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就是好政策；凡是让农民受穷受累的，就需要反思和调整。”

台下有人点头，有人记录。

但提问环节，尖锐的问题来了。

一位面容严肃、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干部站起来：“顾晨同志，我是省计委的刘振华。你的报告很生动，但我有一个疑问。”

顾晨心头一凛。刘振华——这个名字他记得。原著里，这是反派刘建军最大的靠山，后来官至副省长。此人思想保守，手段强硬，是改革路上的顽固障碍。

“请讲。”

“你口口声声说‘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这没错。但我想问：红旗公社的模式，到底姓‘社’还是姓‘资’？”刘振华声音洪亮，“土地承包到户，还勉强可以说是生产责任制。但搞股份合作制，让农民入股分红，这难道不是变相的私有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的是谁？是你的公司，还是全体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