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公社的会议室里,煤炉烧得通红,但气氛比炉火更热。赵建国念文件的声音有些发颤,不是冷的,是激动的: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包干到户”四个字,像惊雷一样在所有人耳边炸开。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分田到户,从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变成了中央文件正式承认的合法制度!
“我的老天爷……”台下一位老农喃喃道,“这地……真能分到各家各户自己种了?”
“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着呢!”旁边的人激动得拍大腿。
赵建国继续念:“……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
“听到没有?两个‘长期不变’!”王秀兰低声对身边的顾晨说,“这回是真定心了。”
顾晨点点头,但眉头微微蹙着。
他记得这段历史。文件发布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分田到户的高潮。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分得太散。一家亩地,七八块田,东一块西一块,大型机械进不去,水利设施难协调,更别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而且,红旗公社还有一个特殊问题:晨光公司的加工厂怎么办?
这些厂子是集体的,但实际是顾晨带人搞起来的。如果按最彻底的分法,这些厂子是不是也要拆了分掉?
会一散,赵建国就把顾晨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晨子,你是大学生,见识广。”赵建国搓着手,眼神里有兴奋,也有焦虑,“文件下来了,分田到户势在必行。可咱们那几家厂子……县里有人放风,说既然是集体的,就该折价分给社员。”
顾晨沉默片刻,问:“赵叔,您怎么看?”
“我?”赵建国苦笑,“我当然不想分!那是咱们红旗公社的命根子!可这话……我不好说。一说,好像我要霸占集体财产似的。”
“那就换个思路。”顾晨走到墙上的公社地图前,“赵叔,您看。红旗公社有耕地一万二千亩,山林八千亩,水面五百亩。如果全部分到户,平均每户不到十亩地,还分散在七八处。种粮食勉强够吃,但想靠它致富,难。”
赵建国点头:“是这个理。”
“但是,”顾晨手指点在地图上几个位置,“咱们的加工厂——药材厂、食品厂、饲料厂——需要的是稳定的、大规模的原料供应。如果每家每户自己种自己的,种什么、种多少、什么时候收,全凭自己高兴,咱们的厂子就得天天为原料发愁。”
“那你的意思是……”
“分,但要分得聪明。”顾晨转过身,目光灼灼,“土地承包权分到户,这是农民的命根子,必须分。但经营权可以集中——通过合作社、公司、或者别的组织形式。农民以土地入股,或者签订长期收购合同,咱们统一规划种植品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加工。这样,农民有地有收入,厂子有稳定原料,双赢。”
赵建国眼睛亮了:“这……文件允许吗?”
顾晨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复印件:“您看,文件第十七条:‘在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切实注意保护耕地和合理利用耕地。’我们这么做,正是‘合理利用耕地’。而且,文件鼓励‘发展多种经营’,我们的加工厂就是多种经营。”
赵建国仔细看了一遍,长舒一口气:“有道理!我这就组织各生产队开会,先统一思想!”
接下来的一周,红旗公社像开了锅。
白天,各生产队丈量土地、评估等级、抓阄分田。田埂上插满了木桩,写着户主名字。有人欢喜,有人争执,但更多的是希望——那是一种握着自己命运的感觉。
晚上,公社大院里灯火通明,讨论的是另一件事:加工厂怎么办?
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就吵翻了天。
“厂子是集体的,就该分!折成钱,或者折成股份,家家有份!”
“分?你懂怎么经营吗?分给你,你能让它赚钱?”
“那也不能让少数人把持!这不又成剥削了?”
顾晨坐在角落,静静听着。直到争论达到白热化,他才站起来。
“各位叔伯婶娘,我说两句。”
会场渐渐安静。这个年轻人虽然才二十出头,但他在红旗公社的分量,无人敢小觑。
“厂子怎么处理,核心是三个问题。”顾晨走到前面,竖起三根手指,“第一,所有权归谁?第二,经营权归谁?第三,利润怎么分?”
他顿了顿,继续说:
“我的建议是:所有权归全体社员——这是集体财产,谁也拿不走。但经营权交给专业的公司——晨光公司。为什么?因为经营需要技术、需要市场、需要管理,这不是家家户户都能干的。”
台下有人点头。
“至于利润怎么分……”顾晨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结构图,“我们搞股份合作制。”
“什么是股份合作制?简单说:土地、劳力、资金,都可以入股。”
“愿意把土地交给公司统一规划种植的,按土地等级折成‘土地股’。”
“愿意到厂里上班的,按技术等级和工龄折成‘劳力股’。”
“愿意投钱的——比如去年的万元户们——可以投‘资金股’。”
“年底,公司赚了钱,扣除发展基金后,按股分红。土地股保底分红——哪怕公司亏了,这部分也按当年粮食市价折算给你,不让你吃亏。劳力股和资金股,风险共担,利润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