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身旁的警员快速记录着,他又接着追问:
“除了胶带和安眠药,她还问了别的吗?有没有说自己是谁,或者要胶带干什么?”
“问了童童!”
老板像是突然想起关键信息,拍了下大腿说道,“她临走前还问我,是不是有个叫童童的小男孩经常来我这里买东西。我当时就觉得奇怪,童童是附近的常客,放学总来买橡皮或者本子,我就多问了一句,说你问他干什么,她随口说是童童的远房亲戚,来这边办事,想顺便看看他,我也没好再多问,她就急匆匆走了。”
远房亲戚?陆征心里瞬间升起一丝浓重的疑惑,眉头紧紧拧起。
此前询问童童父母时,夫妻俩明明说过,他们家都是本地人,亲戚也都在周边县城,平日里没什么往来密切的远房亲戚,更别提什么穿红色外套的女性亲戚了,这个女人显然在撒谎。
从文具店出来,寒风迎面吹来,陆征抬手拢了拢外套,立刻安排部署:
“一组,根据老板的描述,立刻联系技术队绘制模拟画像,五官特征、身高体型、衣着细节都要精准;二组,扩大调查范围,排查所有与童童家有过接触的女性,重点筛查穿红色外套的,尤其是近期出现在学校和童童家小区附近的;三组,再去走访童童的父母和邻居,核实是否有陌生红衣女性近期出现过。”
警员们应声散去,可接连几天的调查,却让案件陷入了僵局。
童童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公司上班族,父亲在机械厂做技术员,母亲是超市收银员,两人社交圈简单得近乎单一,平日里只和同事、邻里有少量往来,根本没有符合“红衣、陌生、对童童格外关注”条件的女性。
而那个穿红色外套的女人,就像凭空出现又人间蒸发了一样,学校门口的监控只拍到她模糊的背影,小区周边的监控更是没捕捉到半点踪迹,仿佛从未在这片区域出现过。
办公室里的线索板上,贴着童童的照片和各类调查记录,红色马克笔标注的疑问越来越多,陆征看着线索板,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沉闷的声响里满是焦灼。
就在这时,苏砚推门走了进来,白大褂上还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神色凝重。
“陆队,童童的作业本和文具我重新梳理了一遍,有新发现。”
苏砚将文件袋放在桌上,从中取出童童的语文作业本,摊开在陆征面前。
作业本上大多是童童稚嫩工整的字迹,可在最后几页的空白处,却散落着一些潦草的字迹,笔画歪歪扭扭,力道忽轻忽重,明显是用左手书写的,内容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你是个坏孩子”“没有人会喜欢你”“你的爸爸妈妈也不想要你”,一句句恶毒的话语,像是淬了冰的针,扎得人心里发紧。
“这些字迹,不是童童的,应该是凶手留下的。”
苏砚指着那些字迹分析道,“从笔画结构和运笔习惯来看,凶手应该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不是完全没读过书的人,但字迹潦草混乱,笔画多有顿笔和飞白,能看出书写时心理状态极不稳定,情绪偏激,结合内容来看,大概率存在反社会人格,对儿童有明显的敌意。”
陆征接过作业本,指尖抚过那些恶毒的字迹,看着纸上还残留着的淡淡铅笔印,想到童童生前或许见过这些话,心里一阵翻涌的愤怒,指节都因为用力而泛白:
“一个成年人,为什么要针对一个才七岁的孩子?就算有怨恨,冲大人来就是,对孩子下手算什么本事!”
苏砚理解他的愤怒,语气依旧沉稳:
“可能性有两种,要么是凶手自身童年经历有创伤,将负面情绪转嫁到无辜的孩子身上;要么是她对童童的父母有隐秘的怨恨,却不敢正面抗衡,便选择伤害孩子来报复。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疑点,我重新复查了童童的尸检报告,发现了之前忽略的细节——他脖子上的勒痕,虽然宽度和书包背带完全一致,但勒痕的方向,和我们最初的推断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陆征立刻收敛情绪,追问核心关键,一旁的警员也连忙凑过来记录。
苏砚抬手,在自己的脖颈处轻轻比划了一下,神情严肃:
“正常情况下,如果凶手正面用书包背带勒住孩子,勒痕应该是水平环绕脖颈的,受力均匀;可童童脖子上的勒痕,是从右侧锁骨下方斜向上延伸至左侧颈后,角度很奇怪,不是常规的行凶姿势能造成的。”
他顿了顿,补充道,“我推测,凶手当时应该处于一个特殊的姿势,大概率是俯身或者半蹲状态,而且发力点偏向单侧,才会形成这样的斜向勒痕,这或许能推断出凶手的身高,或者行凶时的具体场景。”
特殊的姿势?俯身或半蹲?陆征陷入了沉思,脑海里快速模拟着各种行凶场景,可无论怎么设想,都无法完美契合这个奇怪的勒痕角度,凶手的行凶方式,远比他们想象的更诡异。
就在办公室里的气氛愈发沉郁时,林骁抱着一份化验报告,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进来,额头上还挂着汗珠,推门就喊:
“老大!有新发现!二组警员在童童家小区后门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一件红色外套,外层沾着少量褐色污渍,还有透明胶带的残留痕迹,送去化验后确认,污渍是童童的血迹,胶带和案发现场提取的特供胶带是同一种!”
“太好了!”
陆征猛地站起身,连日来的焦灼终于有了一丝缓解,急切地问道,“外套呢?有没有送去做dna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