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水运使司的设立,没有在朝堂上掀起预想中的巨浪。
这要归功于萧曜和他父亲——昭武帝之间那场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谈话。
那场谈话生在一个深夜,干清宫西暖阁,烛火烧得噼啪作响,窗外的北风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刮着窗棂。
萧曜把沈云锦整理的那份方案呈了上去。不是奏折,是一份私函,封皮上没有署名,只画了一条船。
昭武帝看了很久。
方案的核心只有三条第一,设都水运使司,统管全国官民船只的航路审批、运价核定、船税征收、港口管理,以及新式海船的建造标准制定;第二,都水运使司独立于漕运总督衙门之外,直接向户部和工部双重汇报,但日常事务由运使全权处置;第三,都水运使司的第一任运使,由靖安亲王萧曜推荐,皇帝任命。
昭武帝看完,把私函放在烛火上,烧了。
萧曜看着那张纸在火焰中卷曲、黑、化为灰烬,没有说话。
“这个方案,”昭武帝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不是你一个人写的。”
“是儿臣和府中幕僚共同商议的。”萧曜说。
“幕僚?”昭武帝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弧度里没有笑意,只有一种“你跟我还装”的无奈,“你府里哪来的幕僚?你那个姓沈的女人,大方认了吧,为父的不笑你。”
萧曜沉默了。他跪在地上,额头抵着冰凉的青砖,没有说话。
“朕不反对,”昭武帝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像是只说给他一个人听的,“朕只是提醒你——她是一把刀。刀用得好,能杀人;用得不好,会伤到自己。”
“儿臣明白。”
“你不明白,”昭武帝摇了摇头,“你以为你明白,其实你不明白。朕当年也有一把刀,朕以为朕能驾驭她,结果——朕把她折断了。这个自己不是用刀人自己是刀的自己。”
萧曜抬起头。
烛光下,昭武帝的脸像一张被揉皱了的宣纸,皱纹纵横交错,每一道都藏着一个故事。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那光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更古老的、更沉重的、像是后悔又像是释然的东西。
暖阁里安静极了。烛火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
“朕不想你重蹈覆辙。”昭武帝说,“所以朕告诉你——你要用那把刀,就要护住那把刀。不要让任何人伤到她。因为刀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
萧曜的额头抵着青砖,眼眶热。
“儿臣记住了。”他说。
“起来吧,”昭武帝说,“跪着说话累。朕跟你说说这个方案。”
他站起身,从御案后面绕出来,走到墙上挂着的那幅巨大的舆图前。
舆图很大,从辽东到交趾,从西域到东海,山川河流,城池关隘,密密麻麻地画满了整面墙。
昭武帝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从京城出,沿着运河南下,到淮安,到扬州,到苏州,到杭州,然后继续南下,到福建,到广东,到琼州,到占城,到爪哇。
“你知道朕为什么同意设这个都水运使司吗?”昭武帝问,没有回头。
萧曜站在他身后,想了想“因为父皇想改革漕运。”
“不是,”昭武帝说,“朕想改革漕运想了三十年,但朕做不到。朕做不到的事,你能做到?你以为换一个衙门就能把几百年的积弊扫干净?”
萧曜没有说话。
“朕同意设这个司,不是因为它能解决漕运的问题,”昭武帝转过身,看着萧曜,目光灼灼,“是因为它是一条新的路。旧的路上挤满了人,你推不动,推不动就绕开。绕开他们,走一条新路。等新路走通了,旧路上的人自然就慌了。慌了就会犯错,犯了错就会被抓。被抓了,新路旧路就都好通了。”
萧曜听着父亲用这种平淡的语气说着“抓人”、“犯错”、“慌了”这些词,忽然觉得一阵寒意从脚底升起。
不是害怕,而是一种对父亲心机的、近乎本能的敬畏。
“所以,”萧曜说,“都水运使司的设立,不是为了替代漕运,而是为了——逼他们犯错?”
“没错,”昭武帝说,“你动他们的饭碗,他们就会跳。跳得越高,摔得越惨。你不需要自己去查他们的贪墨——他们会自己露出来。你只需要站在高处,看他们怎么跳,”
都水运使司的牌子,是二月初二挂上去的。龙抬头,好日子。
衙门设在东城的一处旧宅院里,三进三出的院子,青砖灰瓦,门楣上挂着一块崭新的匾额,黑底金字,“都水运使司”五个字是昭武帝亲笔所书,笔力遒劲,铁画银钩。
第一任都水运使,是萧曜推荐的一个人——姓韩,名章,字子正,山西人,举人出身,在工部都水清吏司做了十几年的郎中,是个精通水利和船舶的老吏。
此人性格木讷,不善交际,在工部待了十几年都没升上去,不是因为他没能力,而是因为他不会巴结上司。
萧曜在西北时与他有过书信往来——韩章曾写过一本《治水刍议》,里面关于黄河治理和运河疏浚的建议,条条在理,句句见血。
萧曜在西北的荒沙里读到这本书,觉得像在沙漠里遇到了一口井。
韩章接到任命的时候,正在工部的库房里整理旧档案。
他穿着一件洗得白的青布袍子,袖口磨出了毛边,手指上沾满了灰。
传旨的太监念完圣旨,他愣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是不是搞错了?”
太监说“陛下亲笔点的你,韩大人。”
韩章跪在地上,捧着圣旨,眼眶红了。
他当天晚上去了萧曜的王府。
不是去道谢,是去问——问他到底要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能给他多少权限,能用多少人,能花多少钱。
他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每一个都切中要害,每一个都显示出他对这个领域的精通和对现状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