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属于克劳斯的办公室,在第二天上午就被彻底清理干净。
没有留下一张便签。
没有留下一只水杯。
甚至连他常年放在桌角的那枚银色打火机,也被收进了纸箱。
清洁人员进出三次。
地毯被重新吸尘,桌面用酒精擦过一遍又一遍,文件柜里的资料按编号重新排列。
那把他曾经坐过的椅子,被推回桌后,角度摆得极正,仿佛从未有人靠在上面懒散地转过。
墙上挂着的装饰画被换了一幅。
原本略带张扬的抽象风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冷色调的几何图案。
风格克制,干净,毫无情绪。
就像这间房间现在的状态。
中午时分,门牌被摘下。
名字被拆走。
螺丝孔用同色填补。
到下午,门外已经换上了新的牌子。
干净利落。
毫不拖泥带水。
红馆处理问题,一向如此。
事情可以生。
人可以存在。
但痕迹,必须被抹平。
夜色渐沉。
大厅灯光亮起,音乐声从内部缓缓流出,香水、酒精与金属灯光混在一起,形成那种独属于红馆的气息。
门口人来人往。
客人并不知道楼上曾经生过什么。
也没人会去在意。
台阶下。
克劳斯站在那里。
额角已经重新包扎,白色纱布在霓虹灯下显得格外刺目。
血迹被清理干净。
但伤口还在。
秘书站在他身侧,怀里抱着一个纸箱。
那是他被“清出来”的全部东西。
几本记事本。
两支钢笔。
备用手机。
一个烟盒。
还有那块已经被拆下来的门牌。
纸箱边缘压着它,像某种被强行剥离的身份。
秘书有些不安地看了他一眼。
“接下来怎么办?”
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吹散。
克劳斯没有立刻回答。
他点了一支烟。
火光亮起的一瞬,映出他微微下沉的眼神。
他抬头看着红馆的招牌。
那几个字在夜色里格外明亮。
像什么都没生。
也像是在提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