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念笔记本上的“内凝数据,外辨虚实”八个字,很快从思考变成了行动。她意识到,研究院内部的数据割裂与协同低效,以及“华创”面临的外部复杂评估与博弈,本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在缺乏完善生态支撑的条件下,自主创新力量如何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形成合力,同时抵御外部渗透与分化。
她决定采取一种更具进攻性的组织策略,不再是单纯的问题响应,而是主动架构。
五月底,一份由秦念亲自起草、经院党委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成立“火炬”计划跨领域数据与知识工程小组(筹)及推动若干重点协同攻关示范项目的决定》正式下。这份文件措辞平实,但蕴含的变革意图清晰:
第一,正式成立虚拟但实体化运作的“数据与知识工程小组”,组长由秦念兼任,吴思远、陈启元、张海洋担任副组长,王磊被明确为小组常设技术秘书兼联络员。小组的核心任务不是直接研,而是为各项目间的数据交换、知识共享、协同研建立规范、流程和基础工具平台。要目标,就是全力支撑王磊提出的那个“材料-机床-工艺”交互模型的迭代构建,将其作为第一个“试点中的试点”。
第二,遴选并启动批三个“跨领域协同攻关示范项目”,给予独立的经费预算和考核指标:
“玄甲-”典型构件数字化制造全流程试点(牵头人:陈启元、张海洋):目标是在一年内,完成从材料性能数据规范、到锻造切削工艺数字化模型初步构建、到在沈飞智能单元上进行验证性试制、并形成第一版“数据包”的全流程跑通。不求最优结果,但求打通关节,暴露问题,建立协作范式。
自主eda工具与特种芯片设计流程深度优化(牵头人:吴思远、王磊):重点面向航天、航空已明确的下一批高可靠芯片需求,将“华芯”工具链与“华晶电子”(及国内其他可能工艺线)的工艺特性进行深度绑定优化,目标是使设计-工艺协同效率提升o,并形成可复用的“设计工艺套件(dpk)”构建方法。
智能装备开放式控制与信息模型预研(牵头人:张海洋、院内自动化所):针对未来智能制造单元需要与上层生产管理系统、以及不同厂商设备互联互通的需求,开展基于当时国际初露苗头的“制造报文规范(s)”和“开放系统互连(osi)模型”的应用预研,尝试定义自主装备的标准化信息接口模型,为未来的“系统集成”奠定基础。
第三,建立“外部技术动态与合作策略研判月度例会”制度。由秦念主持,赵同志、陆野、吴思远、周明(远程)及相关领域专家参加,专门分析诸如“微芯欧洲”评估、麻省理工“开放倡议”、国际标准组织动向等外部信息,制定统一的应对与合作策略,避免各部门各自为战,被分化利用。
文件下后,在研究院内引起了比上次协同研讨会更实质的震动。它意味着资源、考核和关注度的重新分配,也标志着秦念试图将“战略重心转移”从口号变为可执行、可考核的具体行动。
王磊的角色变化尤为明显。他不再是单纯埋头于“华芯”代码的工程师,开始频繁穿梭于材料实验室、制造仿真机房、图书馆文献检索室之间,组织小范围技术讨论,起草数据需求清单和交换格式草案,协调各方的测试安排。他感到压力巨大,但一种前所未有的、将不同领域知识“编织”起来的挑战感,也让他兴奋。
“王秘书,”陈启元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叫他,“我们材料组这边高温蠕变试验的数据记录格式,可能跟你们仿真软件需要的不太一样,你看怎么调整比较好?”这种直接而具体的问题,恰恰是王磊现在需要解决的。
与此同时,秦念的目光投向了更远处。六月初,她带着陆野和一份精心准备的报告,专程前往北京,逐一拜访了国防科工委、机械电子工业部、国家科委等相关部委的司局领导。她的目的不是汇报常规工作,而是进行一场“游说”。
在科委某位分管高技术司的副主任办公室里,秦念摊开了带来的图表:“主任,这是我们研究院对国际高端制造技术展趋势的一个初步研判。我们认为,下一阶段的竞争,将从前端的材料、设备、单项工艺,快向后端的系统集成、数据流动、标准制定延伸。欧美正在加推进‘计算机集成制造(ci)’、‘准时生产(jit)’等理念的落地,其核心是数字化工厂和工业通信协议。”
她指向图表上标注的几家欧美公司和联盟名称:“他们正在试图通过事实标准或联盟标准,定义未来智能制造的系统架构和数据交换规则。如果我们不能及早介入,未来即使我们有了先进的材料和机床,也可能因为无法融入主流工业信息系统而成为‘信息孤岛’,被迫接受别人的规则和接口,丧失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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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听得十分认真:“秦念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不仅要攻克硬件和单项软件,还要提前布局这些‘软’的规则和体系?”
“是的。”秦念肯定道,“这需要跨部门的协同。比如,我们研究院可以联合高校,开展制造信息模型、通信协议的应用研究和原型开;机械电子部可以牵头,组织重点装备制造企业和用户单位,开展行业标准的前期研究和试点应用;国防领域由于其需求的迫切性和封闭性,可以作为先行试验场。我们希望,国家层面能关注并适时启动相关方向的前瞻性布局,哪怕初期投入不大,但方向性的牵引意义重大。”
类似的谈话,她在不同部委进行了多次。回应不一,有的领导深表赞同,认为切中要害;有的则态度谨慎,觉得概念前,当前应更聚焦具体技术突破。但无论如何,秦念成功地将“系统集成”、“数据标准”、“工业软件生态”这些对未来至关重要的议题,摆上了更高决策层面的讨论桌。她就像一个播种者,在更广阔的田野里撒下可能在未来芽的种子。
外部的“网”也在继续编织,并且出现了新的、更令人警惕的形态。
六月中旬,吴思远和王磊几乎同时收到了来自不同渠道、但内容高度相似的消息。消息称,一个由美国、日本及部分欧洲半导体巨头和顶尖研究机构共同起筹建的“先进半导体技术研究联盟(astral)”即将正式成立。该联盟宣称旨在“汇聚全球智慧,共同攻克半导体技术未来十年的基础性挑战”,初始研究领域包括:下一代光刻技术、新型存储器件、异质集成、以及“设计自动化与系统架构的协同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该联盟的章程草案中,对成员资格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包括:成员需在相关领域有“公认的、持续的研投入和领先成果”,需遵守联盟制定的“知识产权共享与保护原则”,以及需符合“参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更有知情人士透露,联盟内部正在讨论一套“技术贡献度评估与权益分配”的复杂机制。
“这是一个升级版的‘技术俱乐部’。”吴思远在研判例会上分析,表情严峻,“比之前的‘开放倡议’更正式,约束性更强,目标也更明确——通过建立一套由他们主导的规则体系,将全球最顶尖的研资源‘合规地’整合到他们的技术演进轨道上。‘设计自动化与系统架构的协同创新’这个方向,直指eda和芯片设计前沿。如果我们被排除在外,不仅会失去接触最前沿研究的机会,更可怕的是,未来全球半导体技术的游戏规则,可能将在一个我们没有席位的房间里被制定。”
“他们会不会邀请我们?”周明在电话里问。
“短期内可能性极低。”赵同志回答,“他们的‘门槛’和‘合规’条款,几乎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障碍。即使将来某一天出邀请,也必然附带苛刻的政治或技术条件。这更像是一种‘体制化’的排挤和规则主导权的宣示。”
秦念听着讨论,手指轻轻敲击桌面。这个“astral”联盟的出现,印证了她之前的判断:国际博弈正在从产品禁运、法律诉讼等“硬对抗”,向构建排他性技术联盟、定义产业标准规则等“软制衡”深化。这是更高维度、也更难破解的封锁。
“我们不能被动应对。”秦念开口,声音冷静,“他们搞合纵,我们也要连横。他们建‘俱乐部’,我们就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她做出新的部署:
第一,要求“数据与知识工程小组”加快工作,尽快在“玄甲-”试点项目上拿出阶段性可视化成果(哪怕是粗糙的),并整理成可供交流的技术报告。这些源于中国重大工程实践的真实问题和探索,将成为我们与国际同行进行“有特色”对话的资本。
第二,指示吴思远和王磊,主动与欧洲、亚洲(如韩国、新加坡)那些同样可能对完全由美日主导的“astral”联盟心存疑虑的研究机构或企业,开展定向的、务实的学术交流。不空谈合作,就从对方关心的具体技术问题(如低功耗设计方法、特定工艺模型)切入,分享我们的部分经验和数据,建立专业层面的互信与联系。
第三,责成院内政策研究室,联合高校国际关系学者,开始系统研究国际科技联盟的组织模式、规则体系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为可能到来的更复杂的规则博弈做理论准备。
“我们要明白,”秦念总结道,“未来的竞争,不仅是实验室里的技术赛跑,更是会议室里的规则博弈,是朋友圈的广度与深度的较量。我们不能只当埋头攻坚的‘理工科学生’,还要学会做洞察趋势的‘战略家’和广交朋友的‘外交家’。合纵连横,自古有之。今天,这场古老智慧的游戏,正在科技领域上演。我们不仅要参与,还要争取有一天,能成为重要的‘棋手’。”
研究院内,“数据与知识工程小组”开始艰难却有序地运转;三个示范项目启动了次联合方案评审;对外,一封封措辞专业、聚焦具体技术议题的学术交流信函,从研究院出,飞向欧亚大陆的多个实验室。
秦岭深处,新的“玄甲-”试件正在锻造炉中加热;上海,“华创”的工程师们在仔细复盘欧洲评估的每一个细节,优化代码;北京,秦念站在办公室那张巨大的世界地图前,目光掠过那些被她用不同颜色标记出的城市和机构。
她知道,自己正试图在研究院内部编织一张以数据和知识为经纬的协同之网,同时,也要在波澜云诡的国际科技格局中,为中国寻找并开拓出更多元的连接与支点。这是一场静默的布局,一场需要极大耐心与战略定力的“合纵”与“连横”。
盛夏的阳光透过窗户,在地图上投下明亮的光斑。那光斑恰好覆盖了东亚大陆。秦念的目光变得坚定。这里,是他们的根,也是他们出的原点。无论外部的网多么复杂,内部的编织必须从这里开始,并且要足够坚韧,才能支撑起未来更广阔的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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