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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0章 界河（第1页）

七月流火，研究院内的热度与窗外的蝉鸣一同达到了年度顶峰。“数据与知识工程小组”像一台刚刚组装起来、各部件还在磨合的机器，在秦念的持续推动和各组副组长的“半强制”协调下，磕磕绊绊却又坚定地运转起来。王磊作为技术枢纽，感觉自己像一块被反复锻打的铁，在材料、机械、软件、控制等不同领域的“锤击”下，艰难地改变着形状，试图把那些格格不入的知识“茬口”焊接在一起。

最大的挑战，依然来自“语言”不通。为“玄甲-”数字化制造试点项目召开的第三次专题协调会上，争吵几乎成了常态。

材料组的博士坚持：“切削力预测模型必须考虑材料在动态加载下的绝热剪切敏感性，这是‘玄甲-’与常规钛合金的本质区别之一，我们有初步的hopkn杆测试数据可以支持……”

数控小组的小李一脸茫然：“绝热剪切带？这个参数怎么输入到我们现有的、基于经验公式的切削力模型里？模型里根本没有这个变量入口。我们现在连基本的、准静态下的材料屈服强度和硬化模型参数都没从你们那儿拿到完整、格式统一的数据！”

负责尝试搭建简化仿真模型的王磊团队成员，一个刚从数学系转来的年轻人，则对着两边提出的公式和参数愁：“陈老师，李工，你们说的这些物理量和经验系数，单位制都不统一，有的是国际标准单位，有的是工程常用单位，还有的参数定义边界模糊。能不能我们先统一一张《基础参数名称、定义、符号、单位及数据格式约定表》？不然我没法写代码，写进去也是错的。”

会议经常陷入这样的僵局：每个领域都深谙自己那套高度专业化的“行话”和逻辑，却缺乏一套共通的、能向其他领域准确传递信息的“普通话”和数据“语法”。王磊不得不一次次扮演“翻译”和“调解员”，把材料的物理术语“翻译”成制造工艺关心的工程参数，再把工艺的约束“翻译”成数学模型能接受的输入条件。这个过程缓慢、琐碎，充满挫败感，但每解决一个小的“命名冲突”或“单位混淆”，都像是为不同知识岛屿之间，铺设了一块小小的垫脚石。

秦念偶尔会旁听这些技术协调会，很少言，但她的在场本身就给会议定下了“必须解决问题”的基调。她更关注的是流程。在小组周报上，她批示：“争吵不可怕，可怕的是吵完了没有结论，没有记录，下次接着吵。请王磊同志牵头，建立‘争议问题-解决方案-责任人与时间节点’的跟踪台账，每周向我汇报进展。我们要把内耗变成建设性的碰撞。”

压力之下，第一份粗糙但意义重大的《“玄甲-”材料关键性能与工艺关联参数试行规范（vo）》终于在七月底出炉。这份只有十几页的文档，定义了二十几个最关键参数的中英文名称、物理意义、推荐测试方法、数据格式和单位。它远非完美，很多参数的定义还在争论，测试方法也不统一，但它标志着跨领域协作开始从“互相指责对方不懂”，进入到了“试图共同定义我们能懂什么”的新阶段。陈启元和张海洋在这份规范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就在研究院内部艰难地疏通着知识的“界河”时，外部世界的“界河”也在悄然变化，并且开始显现出意想不到的波澜。

七月中旬，吴思远收到了一封来自西德（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正式信函。信人是该校集成电路研究所的资深教授，赫尔穆特·格鲁伯。信函内容并非邀请参与某个宏大联盟，而是非常具体：格鲁伯教授正在主持一项由德国研究联合会（dfg）资助的关于“深亚微米os工艺中互连线寄生参数精确提取与建模”的研究项目。他在近期一篇中国学者表的论文（恰好是王磊小组在探索gaas建模时参考并展的一篇方法学论文）中，看到了某些“有趣的、具有潜在互补性的思路”，因此“诚挚邀请中方有兴趣的研究人员，以访问学者或联合培养博士生的形式，参与该项目某一方向的研究，为期-个月”。信中附有详细的项目介绍、对中方参与者的具体要求（专业背景、语言能力）以及德方可能提供的资助说明。

几乎与此同时，通过机械电子工业部的渠道，张海洋团队获悉，意大利一家在重型机床数控系统领域颇有特色的中型公司“菲迪亚（fidia）”，正在中国寻求“技术合作与市场拓展伙伴”。该公司有意向中国转让其部分较早期的、基于开放架构的数控系统技术，并合作开适应亚洲市场的版本。与之前欧洲公司的评估不同，意方的初步接触显得更为务实，甚至略带急切，暗示其面临来自德日巨头的市场挤压，希望在东欧和亚洲寻找新的增长点。

这两条来自欧洲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触角”，与之前美国主导的“astral”联盟的排他性姿态，形成了微妙对比。它们似乎更侧重于具体的技术互补和市场机会，政治色彩相对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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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例会上，气氛变得复杂起来。

“格鲁伯教授在业内声誉很好，是比较纯粹的学者。他这个研究方向很基础，也很关键，正是我们目前eda工具链里薄弱的环节。”吴思远分析道，“如果能派人参与，哪怕只是学习他们的方法、获取一些基准数据和模型，对我们都大有裨益。而且，这是绕过美国技术封锁、从欧洲获取先进知识和经验的潜在窗口。”

赵同志提醒：“西德是美国亲密盟友，其科技政策深受美国影响。这个邀请背后是否完全独立？参与其间，我们的研究人员能否接触到核心？知识产权如何界定？会不会是另一种形式的技术摸底？”

“意大利菲迪亚的情况可能更直接，”陆野说，“他们明显是市场驱动，想卖技术、找伙伴。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深入了解一下欧洲开放式数控系统的技术细节和设计理念，甚至获得一些源代码进行学习消化。风险在于，他们转让的可能不是最先进的技术，而且合作中可能隐含未来的市场捆绑或技术依赖。”

周明在电话里也分享了新情况：“我们接触的那家韩国半导体设计公司，最近态度也积极了一些，表示愿意考虑试用‘华创’工具在其某个成熟工艺的低成本芯片项目上，条件是我们提供更深入的技术支持。他们好像也在观望，不想把所有鸡蛋放在美日篮子里。”

秦念默默听着这些汇报，手指在地图上的欧洲和东亚区域缓缓移动。这些来自“西方阵营”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的缝隙中透出的光亮，以及亚洲邻居谨慎的靠拢，正是她所期待的“连横”可能性的初步显现。但这其中的风险与机遇，需要极其精细的拿捏。

“界河不是一成不变的，”秦念终于开口，声音沉稳，“水流会根据地势、天气改变方向，河床上也会出现新的沙洲和浅滩。我们要做的，是仔细勘测每一段河道的水文情况，判断哪些地方可以涉水，哪些地方需要架桥，哪些地方则必须保持距离。”

她做出决策：

一、对亚琛工业大学的邀请，采取积极而审慎的响应。指示吴思远，以个人名义回信，表示对格鲁伯教授课题的浓厚兴趣，并提议先以“交换最新研究论文和预印本”的方式进行前期学术交流。同时，内部立即启动对参与该项目可行性的评估，包括人选的政治可靠性、专业匹配度、知识产权风险预案等。“先建立专业对话通道，观察对方诚意，再逐步推进实质性合作。”

二、对意大利菲迪亚的合作意向，以我为主，主动塑造。由机械电子工业部牵头，组织研究院及相关机床厂成立联合评估小组，主动赴意或邀请对方来华进行详细技术评估。评估重点不是对方“给什么”，而是“我们需要什么，以及如何通过合作获取我们所需，同时避免被锁定”。可以提出联合开符合中国工业通信协议（在研）标准的下一代系统接口等条件，将单纯技术引进升级为共同研，掌握部分主动权。

三、对韩国等亚洲伙伴，强化“共同展”叙事。指示周明，在与韩方接触时，除了强调工具性能，更要突出“共同应对供应链不确定性”、“开更适合亚洲设计习惯和工艺特点的工具”等共同利益点，尝试构建一种区别于完全依附美系生态的、区域性的技术协作雏形。

“我们的原则是：广交朋友，深挖潜力，以我为主，互利共赢。”秦念总结，“不拒绝任何真诚的合作可能，但每一步都要想清楚：这能增强我们自身哪方面的能力？会带来什么风险？如何控制风险？我们要跨越的界河很多，有些需要自己造桥，有些可以借船，但无论如何，必须清楚对岸是哪里，我们过去要干什么。”

八月初，王磊在协调“玄甲-”试点数据对接的间隙，抽空协助吴思远起草给亚琛工业大学的回信。信中用严谨的学术语言探讨了互连线建模中的几个关键难点，并附上了王磊小组那篇方法学论文的扩展版。在信的末尾，吴思远以个人名义写道：“……我们深信，科学真理无国界，真正的技术进步源于全球科学家的坦诚交流与智慧碰撞。我们期待与您及您的团队，就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深入而富有成效的对话。”

而在另一份准备提交给机械电子工业部的《关于与意大利菲迪亚公司技术合作评估的建议》中，张海洋团队则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我方核心关注技术与能力清单”，以及“合作中我方必须掌控的关键环节”，态度务实而强硬。

研究院内外，两种不同的“跨界”努力在同步进行：内部是艰难的知识“语法”统一与数据“桥梁”搭建；外部是审慎的战略接触与机会“勘测”。

夏夜，秦念再次站在地图前。国内，几个重点工业城市被标记出来，那是“火炬”技术可能落地的潜在区域；国外，亚琛、米兰、尔等地被新钉上了代表不同性质和机会的彩色图钉。地图上的“界河”似乎不再那么泾渭分明，出现了许多模糊的、有待探索的过渡带。

她知道，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渡过某一条特定的河，而在于学会在无数条纵横交错、深浅不一、动态变化的河流网络中航行，并始终保持自己的航向。这需要比单纯的技术攻坚更复杂的智慧：识别的智慧、权衡的智慧、合作的智慧，以及最重要的——在开放中保持定力、在交流中壮大自我的根本智慧。

窗外，传来试验车间里机床调试的断续声响，那是张海洋团队在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意大利技术展示做准备。不远处的机房，王磊可能还在和同事争论某个数据接口的字段定义。更远的上海，周明或许正在推敲与韩国客户新一轮沟通的措辞。

无数细小的努力，正沿着秦念勾勒的“内凝数据、外辨虚实、合纵连横”的脉络，悄然汇聚，试图在这充满壁垒与界河的时代，为中国科技闯出一条虽然蜿蜒曲折、却连接着更广阔天地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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