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刻了整整九个月。山石的皴法最难,要用刀尖一点点‘点’出来,模仿毛笔的‘积墨’效果。现在……没人有这耐心了。”
他声音低下去:“也没人需要这个了。”
屋里安静了片刻。后院隐约传来前面车间印刷机的运转声,嗡嗡的,规律而沉闷。
“您还在刻新版吗?”何雨柱问。
“刻。”宋师傅把老版子仔细包好,放回柜子。
“不过不是这种了。是新年画,革命宣传画。那些版子要求不一样——线条要粗,色块要分明,印得要快。刻久了,手会‘油’,再回来刻这些精细活儿,总觉得不对劲。”
他走回案前,拿起一块刚起了稿的梨木板:“可手不听话,心还是想刻这个。每周总要抽空刻一点,就当……练手。”
何雨柱看着老人专注的侧脸,窗外天光映着他花白的鬓角。
他忽然开口:“宋师傅,您这些老版子,这些技法,我能系统地记录下来吗?勾描怎么分色,刻版怎么运刀,印刷怎么调色、怎么对版、怎么控制浓淡……一步一步,都记下来。”
宋师傅的手顿了顿。他抬起头,看着何雨柱,看了很久。
“记下来……有什么用呢?”
“现在可能没用。”何雨柱说得很平静。
“但记下来,它就存在。以后如果有人想找,想知道咱们中国的木版水印到底能精妙到什么程度,至少有个地方能查到,知道前辈们到底琢磨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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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补了一句:“您刚才说,手会‘油’。可如果连怎么刻都忘了,以后就算想捡回来,也没处捡了。”
宋师傅沉默着。
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院子里堆成小山的、印新年画用的彩色纸张。
那些纸在午后的阳光下红红绿绿的,鲜艳得有些刺眼。
良久,他转过身。
“成。”他说,“你记吧。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从那天起,每周三下午成了固定的时间。
何雨柱带着笔记本和钢笔,有时还带着相机——以“为局里留影像资料”的名义。
宋师傅一点一点地讲,从最基础的选木料开始。
“梨木最好。木质细腻,硬度适中,吃刀又不崩。得选老料,风干透了的,不然刻好了会变形。”
宋师傅拍着案上一块预备刻版的梨木:“你看这纹理,顺直均匀。刻的时候要顺着纹路走,逆着纹容易劈。”
他讲勾描分版:“分版不是乱分的。得懂画理,懂笔墨。这一笔浓墨和下一笔淡墨,哪怕挨着,也得分开两张版。为什么?因为印的时候,浓墨的颜料稠,淡墨的稀。一张版子上要是既有浓区又有淡区,调色、施色都难,印不出层次。”
他讲刻版刀法,拿出七八把不同形状的刻刀,平口的、斜口的、圆口的、三角口的。
“这把‘拳刀’,刻大面积铲底用。这把‘挑刀’,剔细线。这把‘旋刀’,修圆转的地方。下刀的角度、深浅,全看要模仿什么笔触。”
何雨柱记着,有时问几句关键点。
他的问题总是问在关节上,宋师傅往往要停下来想一想才能答得透彻。
“何同志,你学东西……挺快。”
有一次刻版间隙,宋师傅忽然说。
“是您讲得明白。”
何雨柱放下笔,看着案上那块已经刻出大半的荷叶版。
在他的感知中,那些阴刻线条的深度、角度、与木纹的关系,构成了一张精密的三维图谱。
这不是单纯的记忆,这是一种更深层的理解——理解了为什么这一刀要斜入三分,为什么那一转要顺着木纹的弧度。
他不需要异能去辅助学习过程,那些信息早已成为他认知的一部分。
他现在做的,只是把这种理解,用宋师傅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转化为系统的记录。
四月头的一个周三,何雨柱去时,宋师傅正在调色。
案上摆着几个小瓷碟,里头是研磨好的颜料:石膏、石绿、朱砂、赭石。还有一个白瓷小碗,盛着半碗明胶水。
“今天讲调色。”宋师傅用一根细竹签,挑了一点石膏粉到碟子里,慢慢滴入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