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在陈述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
“我来民安局第一周,写的第一份笔录被他从头改到尾,红笔印子比黑字还多。
他骂我潦草,骂完又把自己的茶叶罐推过来。”
“我追嫌疑人跑丢鞋那次,他把自己的作战靴脱给我,自己穿着袜子在水泥地上走回局里。
我说还他,他说还什么还,码数不对,你留着穿。”
“有人举报我办案太冲,督查找我谈话。
他闯进会议室说举报信那案子是他主办,责任他来担,你们要谈谈我。
他替我扛了那一次,档案里至今没有处分记录。”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他怎么不是我师父了?”
罗嫂是第二天傍晚到的。
没人知道谁把消息递到了她那儿。
也许是哪个嘴快的邻居,也许是老罗手机里没删的家庭联络群。
总之她来了,独自一人,从城东倒了两趟公交,在民安局门口站了很久,才被门岗的小王认出来。
“嫂子……”
小王迎上去,喉咙像塞了团湿棉花。
罗嫂没看他。
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越过那道她来过无数次的警戒线,落在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铁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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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里面?”
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小王说不出话,只点了点头。
特勤的人犹豫了很久,还是让她进去了。
隔着单向玻璃,她看见她的丈夫被束缚在特制的拘束椅上,头颅低垂,四肢捆扎牢固,嘴里塞着咬胶。
像是怕他咬到自己。
也像是怕他咬到别人。
他听见动静,抬起头。
那双曾经在婚礼上注视她、在产房外等待她、在无数个深夜枕在她身侧的眼睛,如今只剩两片浑浊的、没有焦点的眼白。
他朝着她的方向挣动。
不是认出了她,是嗅到了活人的气息。
荷。荷。
罗嫂贴在玻璃上,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头,问身后的年轻警员:
“他这样子……还有康复的希望吗?”
没有人回答。
年轻警员垂下眼睛。
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嘴唇翕动,终究没出任何声音。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的电流声。
可她转过头来,又问了一遍:
“他这是什么病?”
年轻警员张了张嘴。
“是……病毒。”他听见自己的声音虚,
“传染性很强。嫂子您刚才不该进去的,应该穿防护——”
“能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