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他捏着碗沿的手指关节白,但那时候我沉浸在恋爱的甜蜜里,根本没多想。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被我忽略的细节像一地的碎玻璃,踩上去才觉得疼——他那天洗碗的时候打碎了一个碗,他还站在院子里抽了半宿的烟,堂屋的灯一直亮着,亮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他眼睛红红的,说是没睡好。
我信了。
婚事定下来之后,许家那边很爽快,说一切按规矩办。彩礼给了八万八,我哥一分没要,全存在一张新卡里,塞给了我。
“这是你的钱,你自己留着。”他说,“嫁过去是人家的人了,手头得有点自己的钱,遇事不慌。”
我说:“哥,这钱你拿着,你还欠着王叔的钱。”
“早还完了。”他说,语气很淡。
我知道他撒谎。上次回家我还看见王叔的账本,上面的数字我瞟了一眼,不是小数。
但我没拆穿他。我了解我哥的脾气,他不要的钱,塞给他他也不会要。他就是这样,一辈子都在给我,从来不肯从我这里拿一分一厘。
结婚的日子定在五月初八。
我哥从三月份就开始忙活。修房子、刷墙、搭棚子、请厨子,里里外外全是他一个人操持。村里人都说,这婚礼办得比镇上有钱人家的还像样。席开十六桌,每桌十八个菜,烟酒都用的好的。我回村里那天,看到院子里新搭的钢架棚子,门口贴的大红喜字,窗户上贴的剪纸,心里又酸又暖。
我哥站在院子里,叉着腰看了一圈,满意地点点头,转头冲我一笑:“咋样,哥给你办的婚礼,不丢人吧?”
我说:“哥,你瘦了。”
他摆摆手:“瘦点好,精神。”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老屋的床上,听着外头风吹树叶哗啦啦地响,心里翻江倒海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想到爹妈,想到六岁那年跪在灵堂前什么也不懂的那个小女孩,想到我哥蹲在灶台前烧掉录取通知书的样子,想到他啃冷馒头的侧脸,想到他满手老茧给我洗苹果的样子。
眼泪就下来了,止都止不住。
我捂在被子里哭了一场,哭完又觉得自己没出息。
第二天一早就被叫起来梳妆,七大姑八大姨挤了一屋子,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我坐在镜子前,像一尊木偶,任人摆弄。外头锣鼓喧天,鞭炮炸了一轮又一轮,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和食物的香气,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喜庆得不像话。
许绍辉的车队来了,六辆黑色的车排成一排,打头的是一辆劳斯莱斯,租的。村里的小孩追着车跑,尖叫笑闹,老人们站在路边指指点点,说老田家的闺女真有福气。
我被二婶扶着出了房门,走到堂屋。
我哥站在堂屋中间,穿着一身新买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那件衣服我知道,是他提前半个月去县城百货大楼挑的,试了好几次才定下来。他站在那儿,背挺得笔直,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他在笑,但眼睛是红的,眼底有一层薄薄的泪光,亮晶晶的,硬是没掉下来。
“哥。”我叫了他一声,嗓子哑得不成样子。
他走过来,伸手帮我整了整头冠,动作很轻,很慢,像是怕碰碎了什么似的。
“嫁过去好好的,”他说,声音很低,像砂纸摩擦铁皮出的那种涩涩的响动,“日子是两个人过的,遇到事情多商量,别任性,也别委屈自己。”
“我知道了。”
“家里这边你放心,哥一个人能行。”
他顿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伸手按了按我的肩膀,转过身去,冲外头喊了一声:“吉时到——送亲!”
鞭炮又炸了起来,噼里啪啦,震天响。
我被扶着往外走,走到院子里,走到大门口。
按照村里规矩,新娘出门前要有一个“抓喜钱”的仪式——娘家人把喜钱放在托盘里端上来,新娘抓多少带走多少,寓意两家都好、财气进门。
我哥端着盘子走上来。
那是一个红色的塑料托盘,里面铺了一层红纸,上面码着整整齐齐的钞票,百元大钞,一沓一沓的,堆得满满当当,像一座小山。红彤彤的钞票在五月的阳光下格外扎眼,扎得人眼眶生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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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子里的钱少说有三万块。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
院子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们兄妹俩。风从院门口吹进来,吹得红纸边角微微翘起来,哗啦哗啦地响。阳光打在那堆钞票上,红纸的反光映在我哥脸上,那张脸沟壑纵横,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被刀刻过一样,每一道都是二十年岁月压出来的。
他的手在抖。
托盘在他手里微微地颤着,那是一种控制不住的、生理性的颤抖。他的指节粗大变形,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机油痕迹,跟手里那堆崭新的钞票放在一起,怎么看怎么不协调。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但他的眼神在说话——他在说:多拿点,拿多点,你拿得越多,哥心里越踏实。
我低头看着那盘钱。
三万块。
他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四千出头,不吃不喝也得攒大半年。何况他还欠着债,老屋的屋顶今年又漏了一次还没来得及修,冰箱还是那台用了十年的老冰箱,他给自己买一件一百块的中山装都要反复掂量好几遍。
而这盘子里躺着的,是他能拿出来的所有。
我突然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得死死的,喘不上气。眼眶里蓄了半天的泪,滚烫滚烫的,马上就要涌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
然后我伸出手,捏住了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