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他突然提高声音,我被他吓了一跳。他眼圈也有点红,一把把我拽进怀里,死死地箍着,“别说了,别说了行不行?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没认出来是我的错,我眼瞎,我混蛋,行了吧?”
我趴在他肩膀上,闻到他身上洗衣液的香味,和他宿舍里那股淡淡的霉味儿混在一起。他抱我抱得特别紧,像要把我揉进骨头里似的。
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温暖。
我的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有一个念头:他怎么就没认出来呢?我这张脸,我这个人,跟他视频过多少次,给他过多少张照片,他怎么就能像看陌生人一样从我脸上扫过去?
后来我还是没走。
他带我去吃了学校后门的麻辣烫,给我夹了很多丸子,一个劲儿地说“多吃点多吃点”。我闷头吃着,不怎么说话。他大概觉得我还在生气,小心翼翼地给我递纸巾,给我倒水,殷勤得像换了个人。
可我只是在等。
等他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解释。
但他没有。
他一直避重就轻,一会儿说光线不好,一会儿说我围巾挡了半张脸,一会儿说他没戴眼镜。我知道他戴了隐形眼镜,但我懒得戳穿他。
到最后我也没等来解释。
晚上他给我在学校旁边的招待所开了间房,自己回宿舍去了。临走时他在门口站着,犹犹豫豫地说了句“明天带你去市中心逛逛”,我点了点头,把门关上了。
房间里剩我一个人。我坐在床上,盯着那只印着大红牡丹的热水瓶,忽然觉得自己这一趟来得真可笑。
十一个小时,八百公里,就为了证明一件事——
我在他眼里,只是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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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陈屿白是朋友介绍的。
我那会儿刚毕业,在江城一家小公司做文员,一个月两千八。陈屿白还在读研,比我小三岁,学土木工程的。朋友给我看他照片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这人长得真干净”——不是帅,是干净。眉眼清秀,笑起来一口白牙,像春天的太阳。
第一次见面,他穿件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坐在咖啡厅靠窗的位置等我。我迟到了十分钟,进门时跑得气喘吁吁,头都被风吹乱了。他站起来冲我笑,说:“你好,我是陈屿白。”
就这一句话,我沦陷了。
后来我们在一起了。他在宁城读书,我在江城上班,异地。最开始的半年,他每天给我打三个电话,早中晚各一个。早上那个叫我起床,中午那个问我吃了什么,晚上那个能打两个多小时,从天南聊到海北,从今天聊到明天,好像永远有说不完的话。
我闺蜜苏曼说我完了,中了爱情的毒。我说我乐意,她就翻白眼。
苏曼是我从大学就开始的铁瓷,现在跟我一起在江城漂。她长得漂亮,瓜子脸大眼睛,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业绩好得吓人。追她的人排着队,可她一个都看不上,整天嚷嚷着要找个“灵魂伴侣”。
“你这叫灵魂伴侣?”苏曼戳着我手机屏幕上陈屿白的照片,“异地三年了还没结婚,你也不怕他学校里找一个?”
“他不是那种人。”我信誓旦旦。
可苏曼的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
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陈屿白在宁城理工大学,女生虽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他整天泡在实验室,身边都是研究生同学,朝夕相处,谁能保证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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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从来没问过。
不是相信他,是不敢。有些问题一旦问出口,就没有回头路了。
这次来宁城,其实也有试探的意思。我想看看他的反应,看看他见到我会不会惊喜,会不会高兴得把我抱起来转圈。
结果呢?
他没认出我。
这三个字像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胸口,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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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陈屿白一大早就来了,手里提着豆浆和包子。我开了门,他笑嘻嘻地举着袋子在我面前晃:“你最爱吃的鲜肉包,排了二十分钟队才买到。”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面皮很软,馅儿很香。可我嚼着嚼着,鼻子就酸了。
“又怎么了?”他慌了,“不好吃?”
“好吃。”我使劲儿把眼泪憋回去,“就是太烫了。”
他松了口气,过来给我擦嘴,手指蹭过我的脸颊,有点粗糙。他的手上有薄薄的茧,是做实验磨出来的。以前我特别喜欢握他的手,觉得那些茧特别有安全感。可现在,我看着他的手指,却想起昨天他绕过我时,那双眼睛里的空白。
那是一片没有我的空白。
上午他带我去逛宁城的步行街。三月的宁城灰蒙蒙的,空气里都是雾霾味儿。我们并肩走着,他给我买了一杯奶茶,又给我买了一条围巾,说是补偿昨天把我冻着了。我接过来看了一眼标签,四十八块钱,不贵也不便宜,跟他以前送我的那些东西差不多——永远在及格线以上,优秀线以下。
“陈屿白,”我忽然叫他,“你说我长什么样?”
他愣了一下:“什么?”
“你说说看,我长什么样。眼睛是大是小,鼻子是高是矮,脸上有没有痣?”
他张了张嘴,眼神开始飘忽。过了得有十秒钟,他才磕磕巴巴地说:“你眼睛——挺大的。鼻子——鼻子也挺高的。嘴角那颗痣——”
“我嘴角没痣。”我打断他。
他愣住了。
“嘴角有痣的是苏曼。”我把奶茶杯攥得咯吱响,“我右边眉骨上有一颗小痣,不大,颜色很浅。跟你在一起三年了,你从来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