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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1章 王英的下场 七（第3页）

“仲裁那天，气氛比法院轻松一点，但也更有人情味。马宝柱一个人坐在申请人席上，穿着洗得白的蓝色工装，头乱糟糟的，眼神里既有委屈，也有不甘。他的妻子坐在旁听席上，一直抹眼泪。”

“轮到双方陈述和质证。”张斌的声音放缓了，“我逐一出示证据。当我把厚厚的考勤表和加班审批单摆在仲裁员面前，指出哪些是审批过的，哪些是没有审批的时，马宝柱的脸涨得通红，他站起来大声说：‘我加班是为了完成工作！领导嘴上说辛苦了，难道不就是同意了吗？’仲裁员敲了敲槌子，让他遵守纪律。接着，关于防暑降温费，我出示了签收表，上面有他本人的签名。他愣了愣，喃喃说：‘我……我当时没多想，就签了……’”

“最后，说到那个口头承诺。我问他：‘马师傅，请问您和公司签订过书面合同，里面有这条承诺吗？’他说没有。我又问：‘那您能否拿出任何书面证据，证明公司承诺过永不裁员？’他说不出话来。我接着说：‘我理解您对工作的珍惜，也理解您对未来的担忧。但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是根据市场变化做出的合理调整。公司愿意支付高于法定标准的补偿金，是基于对老员工的人文关怀，而不是因为理亏。您提出的五万块额外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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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进入了调解阶段。仲裁员把我和马宝柱叫到旁边的小房间里。马宝柱低着头，不说话。他妻子在旁边哭着说：‘我们家真的难啊，孩子马上要考高中，他妈身体又不好，他这一失业，天都塌了……’那一刻，我沉默了。我不是冷血的人，但我也必须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我走出小房间，给邬总打了个电话，把情况如实说了。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叹口气说：‘张律师，法理上我们赢了，但人情上……算了，就按n+给他吧，多出来的一个月，算公司感谢他曾经的付出。让他签字走人，大家好聚好散。’”

“最终，在仲裁员的见证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公司一次性支付马宝柱n+的补偿金，马宝柱放弃其他所有诉求，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他接过调解书的时候，手在抖，对着我鞠了一躬，低声说了句‘谢谢’。那一刻我心里挺不是滋味。案子是赢了，或者说，是体面地解决了。但我知道，对他个人而言，人生的一个阶段结束了。”

谭笑七听完，轻轻叹了口气：“张律师，你做得对。赢了官司，也留了人情。这比单纯的胜诉更难。”

第三案：公司司机撞人致死案

张斌将思绪从那个狭小的仲裁室拉回，目光重新聚焦于眼前精致的茶盏，语气变得凝重起来。

“第三个案子，是最棘手，也是最惨烈的。去年秋天，公司车队有个司机，叫崔大勇，三十出头，退伍兵出身，开车技术很好，平时本本分分，从不惹事。那天下午，他开着公司一辆客货两用车，去丰台区的火车站提货。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骑着自行车突然从小胡同里窜出来，横穿马路。崔大勇避让不及，一头撞了上去。”

谭笑七眉头紧锁：“人没了？”

“当场就不行了。”张斌声音低沉，“崔大勇吓得魂飞魄散，瘫在驾驶座上，还是路过的人报的警。交警赶到，勘察现场，测量刹车距离，询问目击者。最后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死者骑自行车横穿机动车道，未遵守交通规则，负主要责任；崔大勇驾车通过路口时，未确保安全车，负次要责任。”

“按说，次要责任，又是公司车辆，有保险，事情处理起来有章可循。”张斌话锋一转，“但麻烦在于，死者家属不干了。死者是丰台本地人，家里兄弟姐妹好几个，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他们集结了十几号人，先是跑到交警队去闹，说交警收了公司的钱，责任认定不公。接着，他们打听到崔大勇是给智恒通开车的，就直接堵了公司大门，拉横幅，烧纸钱，哭天抢地，要求公司交出崔大勇，赔偿三十万，一分不能少。”

“公司正常经营完全被打乱了。员工上下班都得从后门走，客户来了看见这场面，扭头就走。派出所来了好几趟，只能维持秩序，劝他们走法律途径，但家属就是不听，非要‘私了’，非要公司给个说法。”

“崔大勇本人也崩溃了。”张斌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敢出门，精神恍惚，总觉得死者那双眼睛在看着他。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找到公司，跪在邬总面前，求公司救救她男人。整个公司，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这个时候，家属委托了律师，一纸诉状将公司和崔大勇告上了丰台区法院。诉求很简单：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总计人民币二十八万元。他们认为，崔大勇是职务行为，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且，即便死者负主要责任，但人命关天，公司应该承担至少百分之八十的责任。”

“开庭那天，丰台区法院的审判庭里挤满了人。死者家属一方来了十几个，个个怒目而视。崔大勇被法警带进来时，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神空洞。公司这边，只有我和一位行政经理坐在代理人席上。”

“庭审的辩论异常激烈。对方律师痛斥司机无视人命，要求巨额赔偿。我则死死抓住‘责任认定书’这个核心证据。我指出，交警部门作为法定的事故责任认定机构，其结论具有法律效力。根据该认定书，死者负主要责任。因此，我方只能按照次要责任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同时，我向法庭提交了公司的车辆保险单，指出大部分赔偿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额内支付。”

“对方律师冷笑，说责任认定书是行政确认，法院审理时可以不予采信。他说，死者是家庭支柱，她这一死，老母亲无人赡养，家庭破碎，这种精神痛苦，岂是一纸认定书能衡量的？他要求法庭重新划分责任比例，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判令公司承担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责任。”

“法庭内的气氛几乎要凝固了。旁听席上，死者家属开始低声抽泣，有人忍不住骂出声来。审判长敲了好几次槌子，才维持住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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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起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和冷静。”张斌回忆道，“我说，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各位旁听人员，我完全理解死者家属的悲痛心情。失去亲人的痛苦，是任何金钱都无法弥补的。我方对死者的不幸，同样深表哀悼和同情。但是，法律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惩罚，更是为了定分止争，为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一个相对公平的平衡点。责任认定书，是国家公权力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基于现场勘查、证人证言、技术鉴定等一系列证据，做出的专业判断。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它的情况下，它应当成为本案划分责任的基本依据。如果我方因为对方的悲痛，就轻易放弃这个依据，去接受一个没有法律支撑的高额索赔，那么，法律的权威何在？公平的底线又在哪里？”

“我接着说，当然，人道主义是法律之外的温度。我方愿意在法定赔偿数额之外，基于人道主义，给予死者家属一笔适当的经济抚慰，以表达我们对逝者的哀思和对生者的慰问。但这与法律责任的划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辩论结束后，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等待判决的那段日子，是最煎熬的。公司上下都悬着一颗心。崔大勇更是夜不能寐，他悄悄跟我说，张律师，如果判我赔很多钱，我这辈子就完了，我只能去死了。”

“半个月后，判决下来了。法庭完全采纳了我的代理意见。判决书写道：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本院予以采信。据此，认定死者负主要责任，崔大勇负次要责任。鉴于崔大勇系履行职务行为，其赔偿责任由雇主智恒通公司承担。判决被告方承担总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共计人民币八万四千元，扣除保险公司应赔付部分，公司实际需支付三万余元。同时，法庭支持了原告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但数额远低于其诉求，包含在上述款项中。”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崔大勇听到消息，当场就哭了。死者家属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维持了原判。”

“案子虽然结了，但影响还在继续。”张斌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感慨，“公司主动将那三万余元赔偿款，又加上公司员工自募捐的一万多块钱，一起送到了死者家里。虽然家属开始不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终究慢慢平息了。崔大勇后来离开了公司，回老家开了个小卖部，他说，是那场官司，保住了他的命，保住了他的家。”

正厅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窗外，冬日淡淡的阳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谭笑七端起早已凉透的茶，一饮而尽，然后重重地将茶盏放回桌上。

“张律师，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谭笑七目光炯炯地看着张斌，“这三个案子，有情，有理，有法，有谋，有勇。怪不得你张斌的大名，如今在京城律师圈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张斌谦逊地摆了摆手：“谭总过奖了，不过是尽心尽力，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罢了。说起来，这三个案子虽然胜了，但每一次，都让我对法律、对人性的认识，更深了一层。”

他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将公文包拿在手中：“时间差不多了，谭先生。咱们该准备准备，下午去崇文区法院，应对您母亲那起赡养费纠纷的官司了。有了这些案子的磨练，我心里更有底了。”

谭笑七也站起身，整了整衣襟，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望着院中那棵历经沧桑的老槐树，缓缓说道：“是啊，情与法，理与义，有时候就在一线之间。下午这场，就看张律师如何运筹帷幄了。”

两人并肩走出正厅，穿过游廊，向着院外走去。身后，那座三进的大院静静伫立，仿佛见证了又一段即将拉开帷幕的法律与人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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