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语文课代表后的日子,像被调快了一格节奏。
收作业、登记分数、整理课件、偶尔帮着誊抄板书要点,甚至在她临时有事时,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布置自习任务——这些琐碎的事务,如同细密的丝线,将我原本游离于班级边缘的存在,一点点编织进日常运转的织布机里。
忙碌是切实的,但这种忙碌带着一种奇异的甘甜。
我有了更多名正言顺踏入语文办公室的理由。
不必再像以前那样,需要绞尽脑汁找一个关于古文虚词的“疑惑”,或者假装对某篇课文的深层含义“不甚了了”。
现在,我只需抱着一叠作业本,或拿着一份需要签字的名单,就能坦然推开那扇浅棕色的木门。
门内,是另一个世界。
一个弥漫着旧书、墨水、咖啡,以及独属于她身上那股清冽栀子花香的世界。
这个世界与我那个只有母亲沉默背影和冰冷墙壁的家,截然不同。
其他老师对我这个“新晋”课代表的态度各异。
年级组长是个严肃的中年男人,总是皱着眉头,见我进出频繁,偶尔会投来审视的一瞥;隔壁班的语文老师是个和蔼的中年妇女,常常笑眯眯地夸我“能干”;而杨俞,我的杨老师,则在最初的几天里,对我维持着一种审慎的平静。
她没有再提那篇被锁进抽屉的文言随笔,仿佛那件事从未生。
布置任务时,指令清晰,语气平和,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师生距离。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脸上的时间,会比停留其他学生稍长零点几秒;听我汇报作业情况时,她会微微侧头,眼神专注,仿佛在倾听之外,还在分辨着别的什么;当我偶尔对某篇范文的解读提出一点点不同的、稍显稚嫩的看法时,她不会立刻否定,而是会沉吟片刻,然后说“这个角度有点意思,虽然还不够成熟。”
这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像细小的电流,时不时窜过我的心脏。
我知道,那道裂缝依然存在,甚至因为日常的接触而微微拓宽。
但我们都小心翼翼,不去触碰裂缝边缘那些尖锐的、可能划伤彼此的岩石。
季节悄然滑入盛夏。
南方的夏天总是来得猛烈而粘稠。
阳光不再是春日里暖融融的抚慰,变成了白花花的、带着重量的炙烤。
校园里的香樟树叶片油亮得反光,知了藏在浓荫深处,不知疲倦地嘶鸣,那声音织成一张巨大的、令人昏昏欲睡的网,笼罩着整个校园。
午后第二节课后,有一段较长的自习时间。
教室里闷热难当,头顶的老式吊扇有气无力地旋转着,出规律的嘎吱声,非但没能送来多少凉意,反而把空气中弥漫的青春汗味和书本纸浆味搅和得更加混沌。
大多数同学都伏在课桌上小憩,或者戴着耳机与习题册作斗争,教室里一片沉闷的寂静。
我面前摊开着数学试卷,公式和图形在眼前晃动,却始终无法进入大脑。
视线不由自主地飘向窗外,看向办公楼三楼那排窗户中的一扇。
百叶窗合着,看不清里面的情形。
但我记得,早上送作业时,杨俞眼下有淡淡的青影,声音也有些沙哑,她说昨晚备课到很晚。
讲台边堆放着一摞上午交上来的周记本,她已经批改了大半。按照惯例,我应该在放学后去取。但此刻,一种莫名的冲动驱使着我。
我轻轻站起身,动作没有惊动旁边已经睡着的武大征。走到讲台边,我抱起那摞批改好的周记本。很沉,纸张的气息扑面而来。
“辰哥,干嘛去?”后排一个还没睡着的男生压低声音问。
“送作业。”我简短地回答,抱着本子走出了教室。
一离开教室,走廊里相对空旷的空气让我舒了口气,虽然依旧温热。
阳光透过走廊一侧的高窗,在地面上投下明亮到刺眼的光斑。
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沉默地跟着我。
踏上通往办公楼的连廊时,蝉鸣声骤然放大,如同潮水般从两侧的树木间涌来。
连廊有顶棚遮挡了直射的阳光,但热浪依然从四面八方包裹着身体。
我抱着本子,手心有些出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