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没多想,只以为她是偶然看到。
第二次,是一个周五下午放学。
郝雯雯学校放假早,过来等我一起走(应她母亲和我母亲的强烈建议,去我家吃饭)。
那天我刚好作为课代表,要去办公室送一份全班的作文提纲给杨俞。
我让郝雯雯在办公楼楼下等我,自己上去。办公室门开着,杨俞正在整理东西,准备下班。
“杨老师,这是您要的提纲。”我把打印好的提纲放在她桌上。
“嗯,谢谢。”她接过,快翻看了一下,点点头,“整理得很清晰。”她抬头看我,目光平静,“没别的事了,早点回去吧。”
“好。”我转身欲走。
“赵辰,”她忽然叫住我。
我停下,回头。
她似乎犹豫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提纲的纸边,然后,用一种听起来尽量随意、却依然能听出斟酌的语气问“楼下……等你那个女孩,是你……”
“我妈朋友的女儿。”我回答得很快,声音平淡。
“哦。”她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了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宽慰的神色?
那神色很快被她收敛,转而变成一种师长的、带着点鼓励意味的微笑,“看起来是个挺开朗的好孩子。你们……年纪差不多,能互相交流学习,也挺好的。”
她说这些话时,语气那么自然,那么“正确”,完全是一个关心学生社交生活的老师该有的态度。
她甚至在微笑,那笑容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仿佛看到了一个让她放心的、积极的迹象——她的课代表,终于有了符合年龄的、正常的异性交往,这或许能将他从那些“过于私人化的冒险”和“心思深沉”中拉出来,引向更阳光、更安全的道路。
她接着说“青春期,有谈得来的朋友很正常,但也要把握好度,别耽误学习。”
“把握好度”。
“别耽误学习”。
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老师叮嘱。
可这些话,配上她脸上那抹“宽慰”的神情,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心上。
原来如此。
在她眼里,郝雯雯的出现,是一件“好事”。
一件能让我“正常”起来的好事。
她乐于见到这一幕,甚至为此感到轻松。
她之前的担忧、戒备、刻意保持的距离,或许在看到她所认为的“正确解”出现时,都化为了这种“宽慰”。
她在用她的方式“撮合”,用她的认可,为这段“正常”的关系盖上“安全”的印章。
她把我推向郝雯雯,就像把我推回那个她认为我该在的、安全的“围城”里——同龄人的、单纯的、符合社会期待的世界。
而她自己,则稳稳地站在城墙之上,以一个师长的姿态,欣慰地俯视着,确保一切回到“正轨”。
她果然,从未真正理解。或者说,她拒绝去理解。
我那汹涌的、无法言说的情感,我那因家庭破碎而扭曲的依恋,我那在旧书店里几乎要喷薄而出的痛苦和共鸣,在她这套“正确”的认知体系里,不过是需要被纠正的“偏差”。
而郝雯雯,就是矫正的工具。
巨大的荒谬感和冰冷的愤怒,瞬间淹没了我。
比看到父亲带着女人在校门口时更甚。
因为这一次,举起矫正工具的,是我曾经视若珍宝、以为至少能有一丝共鸣的人。
我死死地看着她,看着她还带着那抹“宽慰”笑意的嘴角,看着她镜片后那双清澈的、此刻却显得如此残忍的眼睛。
喉咙像是被冰冻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胸膛里有什么东西在翻腾,碎裂,出只有我自己能听到的轰鸣。
“杨老师,”我的声音终于挤出喉咙,干涩,冰冷,像粗糙的砂纸摩擦,“我的私事,不劳您费心。”
说完,我甚至没有等她反应,猛地转身,大步离开了办公室。脚步踩在走廊的地面上,出沉重而急促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