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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第1页）

“3月15日，收入：卖菜籽油50斤，单价08元，合计40元。支出：买麻袋10条，2元；给李师傅修拖拉机，5元……”

“4月2日，王婶交来鸡蛋30斤，按市价06元收购，支出18元……”

每一笔收入，都有来源；每一笔支出，都有用途。最下面是分红记录：“张满仓家：土地分红12元，劳务分红8元……”

简陋，但干净。

陈建国翻了一下午，从1980年到1983年，账本越来越规范，从手写变成打印，从流水账变成复式记账。但核心没变：透明。

他甚至看到了一笔特殊的支出：“1982年8月，捐助镇小学修缮教室，200元。”

“这笔钱是怎么回事？”他问。

旁边的会计——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紧张地回答：“是、是顾总提议的。他说公司挣了钱，不能忘了乡亲。这钱走的是‘公益基金’科目，不参与分红。”

陈建国没说话，继续翻。

调查第三天，陈建国决定去实地看看。

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带了两个干警，骑着自行车，随机走访。

第一家，是镇东头的孙老栓家。

低矮的土坯房，但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孙老栓正在喂鸡，看见穿制服的进来，吓了一跳。

“老人家别怕，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的。”陈建国语气和缓，“您家是不是和晨光公司有合作？”

“有、有啊！”孙老栓赶紧搬来小板凳，“领导您坐。我家五亩地，三亩包给公司种药材，两亩自己种口粮。去年光分红就拿了四百多！我儿子还在厂里上班，一个月五十块工资！”

“他们有没有欺负你们？强迫你们签合同？”

“那哪能！”孙老栓瞪大眼睛，“合同是我自愿签的！不签的也有啊，西头老王家就没签，自己种自己的，公司也没逼他。”

“那你们把地交给公司，不怕他们坑你们？”

“不怕！”孙老栓拍着胸脯，“顾晨那孩子，实诚！说保底分红，年底一分不少。去年发大水，药材收成不好，公司自己亏了钱，可我们的保底分红照给！这样的公司，上哪儿找去？”

陈建国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第二家，是镇上的寡妇刘翠花家。

男人前年工伤没了，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最小的才五岁。以前靠救济粮过日子，现在在晨光公司的食品厂包装车间上班。

“一个月四十二块五。”刘翠花说着，眼眶红了，“够我们娘四个吃饭穿衣，还能供老大上初中。陈局长，您说，这要是‘剥削’，那我求求他们多‘剥削’我几年！”

走访了十几家，说法大同小异。

没有强迫，自愿合作；收入增加，生活改善；说起顾晨和公司，都是感激。

陈建国骑车回驻地的路上，一直沉默。

第五天，陈建国把顾晨叫到临时办公室。

“账目我看了，走访也走了。”他点了一支烟，“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你们公司经营规范，没有发现举报信上说的问题。”

顾晨松了口气。

“但是，”陈建国话锋一转，“有一个疑点：你们公司的性质。工商登记是‘集体所有制’，但实际出资、经营决策，都是你个人主导。这算不算‘挂集体牌子，搞私人经营’？”

这个问题很尖锐。

顾晨沉默了几秒，然后从随身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陈局长，这是1980年公司成立时的《章程》。”他翻到最后一页，“您看，这里明确写着：‘本公司为红旗公社全体社员共同所有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经营。全体社员通过社员代表大会行使所有权，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行使经营权。’”

“我是董事会选举的董事长，对董事会负责。所有重大决策——比如投资、分红、人事任命——都必须经过董事会表决。去年我们增资扩股，开了三次社员代表大会，表决记录都在这里。”

他又拿出一沓会议记录。

陈建国仔细翻看，眉头渐渐舒展。

“那举报信里说你们‘雇工剥削’……”

“我们所有员工，包括我在内，都是股东。”顾晨一字一句，“他们持有‘劳力股’，年底按股分红。这不是雇佣关系，是合作关系。这一点，公司章程、劳动合同里都写明了。”

“至于‘投机倒把’‘扰乱市场’……”顾晨苦笑，“我们所有的原料收购、产品销售，价格都公开透明，合同都在工商局备案。如果这也算‘投机’，那全国的自由市场都该关了。”

陈建国掐灭烟头，长叹一声。

“顾晨，你是个聪明人。”他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年轻人，“但你要知道，现在这个风口上，有人想整你，有没有问题都能找出问题。”

“我知道。”顾晨点头，“所以我一直很小心。但陈局长，如果因为害怕被整，就不做事、不改革，那改革开放还要不要搞？”

陈建国愣住了。

半晌，他挥挥手：“你先回去吧。调查还会继续，但……生产可以恢复了。”

调查进行到第十天，一个意外的线索浮出水面。

负责走访外围的干警回来汇报：“局长，我们查到一个情况。举报信是匿名，但寄信的邮戳是省城的。我们走访了省城几个可能的关系人，发现有一个叫刘建军的，最近频繁活动。”

“刘建军？”陈建国皱眉，“什么背景？”

“是咱们县刘家沟的人，以前在红旗公社插过队，和顾晨有过节。他有个堂叔叫刘振华，在省计委工作，职位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