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吧。走死了,也就死了。他这条烂命,本来也不值五两银子。
走了多久?他不知道。
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又躲进了厚厚的云里。天黑了,又亮了。亮了,又黑了。
他只是在走。像一个被抽走了芯子的稻草人,空荡荡的,只剩下这两条腿,还在机械地往前挪。
饿了,就揪两把路边的草根,嚼吧嚼吧咽下去。渴了,就趴在水沟边,喝两口浑水。
然后,他看见光了。
那不是月光。不是星星。也不是村里人说的鬼火。
那是一片温暖的、稳稳的光。昏黄的,却亮得很扎实,从一间大屋子里透出来,把几扇窗子,都映得亮堂堂的。
那间屋子很大。比王家村任何一间房子都大。墙上刷着雪白的白灰,屋顶铺着整整齐齐的新瓦。窗子上镶着亮晶晶的玻璃。
玻璃。他在县里的大户人家见过。那是有钱人才用得起的东西。这里怎么会有?
他站在无边的黑暗里,看着那片光,忽然觉得脚底软,整个人晃了晃,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他赶紧扶住旁边一棵歪脖子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胸口的肋骨疼得厉害,他弯着腰,咳了好半天。
然后,鬼使神差地,他朝着那片亮着光的屋子,挪了过去。
屋子里坐满了人。
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还有几个半大的孩子。他们都面朝同一个方向,安安静静坐着,像田里的麦子,被风吹着,却稳稳地不倒。
那个方向的台子上,站着一个人。穿着一身灰布衣裳,手里拿着一根白色的粉笔,正在一块黑色的板子上,写写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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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任弋。他正在讲怎么处理外伤。
“伤口先用干净的清水冲洗,把里面的泥沙、脏东西都冲干净。”
“然后用烧酒消毒,烧酒没有的话,用度数高的烈酒也行,就是疼一点。”
“最后撒上白药粉,用干净的布条包扎好。记住,布条一定要用开水煮过,太阳底下晒干,不能带一点脏东西,不然伤口会化脓。”
台下有人举起了手。是个织坊的女工,手背上还有一道浅浅的疤。
“先生,白药粉咋做啊?我们自己能做不?”
“能做。”任弋笑了笑,在黑板上写下几样草药的名字,“三七、重楼、白及、茜草,各等份,晒干了研成细粉就行。三七贵一些,但止血效果最好。没有三七的话,用田埂上长的白茅根也行,挖根洗净晒干研粉,效果差一些,但应急也能用。”
台下立刻响起一阵沙沙的写字声。
有人拿着铅笔头,在糙纸上飞快地记着。有人怕记不住,嘴里反复念叨着草药的名字。前排坐着几个年轻人,穿得比村里人整齐些,面色却不太好,有些瘦,眼下带着青黑。
那是几年前,任弋从外面救回来的流民。此刻坐在这里的,是其中几个年纪不大的小伙子。
中间那个姓刘,叫刘平。他旁边坐着他弟弟,刘安。
刘安年纪最小,才十五岁,却听得比谁都认真。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台上,生怕漏了一个字。任弋讲到消毒的时候,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他想起了他二哥。
去年冬天,他们还在逃难的路上。二哥腿上长了个疮,破了,化脓了,一直不好。没有药,没有干净的水,什么都没有。
二哥先是烧,烧得满嘴胡话。后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就蹲在二哥身边,握着他的手,眼睁睁看着他腿上的疮一天天烂下去,看着他一天天瘦下去,最后连眼窝都深深凹了进去。
死的时候,二哥才十九岁。
那天雪下得很大,他和大哥用破席子裹着二哥,埋在路边的荒坡上。他蹲在坟前,攥着二哥凉透了的手,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那时候,他懂这些知识。哪怕只有一点点。
刘安攥紧了手里的铅笔头,指节都泛白了。把任弋说的每一个字,都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记在纸上。纸的边角,都被他攥得起了毛。
踏。踏。踏。
沉重的、缓慢的脚步声,从门外传了进来。
像一个人拖着千斤重的东西,在一步一步往前挪。
任弋的话,停住了。他皱了皱眉,转头看向门口。
台下的人,也都纷纷转过头去,互相看看,小声嘀咕起来。
“谁啊?都这个点了。”
“该不会是隔壁村来听课的吧?”
“听这脚步声,不对劲啊。”
几个胆子大的年轻小伙子,立刻站起身,抢先一步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