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沿着故乡小镇与县城连接的柏油路,慢悠悠地往回开。
午后的暑气还未散尽,路面被晒得软,蒸腾起扭曲透明的热浪。
路两旁是有些年头的法国梧桐,枝叶在空中勉强搭出稀薄的荫蔽,蝉声藏在浓绿里,嘶叫得人心里空。
更远处,是连绵的稻田,绿得沉甸甸的,风过时,便伏下去一片,露出底下灰白的田埂。
这条路,陈梓太熟悉了。
从初中到高中,三年,六年,车轮和脚印反反复复碾过。
以前是破烂的水泥路,前年才铺了柏油,平坦了,却也少了点颠簸的真实感。
这是他上高中的路,也是母亲离开后,父亲消失,又“另起炉灶”的路。
记忆不受控制地漫上来。
母亲走时他太小,只剩一个模糊的、总是咳嗽的温柔侧影。
父亲……那个叫陈旭的男人,早年做点小生意,风光过一阵,后来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在一个寻常的清晨提着箱子走了,据说去了南方。
没过几年,就传来消息,他在那边又成了家,娶了个漂亮的阿姨,后来还生了个女儿。
男人对老家这个儿子,倒也没完全绝情。
大概是前两年,不知是生意又有了起色,还是午夜梦回终于想起自己还留了这么一点骨血,他托人辗转送来一张卡。
每年固定时间,会有一笔不算多、但也足够陈梓和爷爷温饱的生活费打进来。
准时,冰冷,像履行某种最低限度的合同义务。
至于欠本地亲戚朋友的那些债,男人提都没提。
仿佛那些焦头烂额的讨债电话、那些戳在爷爷和年幼的陈梓脊梁骨上的指指点点,都随着他南下,一并被遗忘了。
因为这个,陈家在本地,名声有些微妙。
债主们提起陈建国,是咬牙切齿的“没良心的跑路鬼”;提起陈梓和他爷爷,则多了几分复杂的叹息——“唉,老的老,小的小,也是造孽”。
这叹息里有同情,也有划清界限的疏远。
毕竟,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所以,陈梓是和爷爷陈有福一起生活的。
奶奶去得更早,印象几乎为零。
别人上高中,开学是父母提着大包小包送到宿舍铺床;放假是家里做好一桌饭菜等着。
陈梓不是,他一个人,背着洗得白的书包,要么挤人满为患的城乡公交,要么就像现在这样,骑着这辆二手电瓶车,在这条柏油路上来回。
他习惯了。
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许只是天性里不愿给人添麻烦的那点倔强。
他成绩很好,从小就知道,读书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对邻居长辈,总是未语先带三分笑,喊人喊得勤,见到老人提重物也会默默搭把手。
渐渐地,“老陈头那个孙子,倒是懂事得让人心疼”、“唉,可惜了,摊上那么个爹”成了街坊四邻私下里提起他时,最常说的话。
“好孩子”的标签,是同情,是认可,也是一层无形中将他与那些有着完整家庭、可以任性撒泼的同龄人隔开的薄膜。
而这层薄膜,在初三那场火灾之后,变得愈微妙而富有戏剧性。
自从他“碰巧”救出县公安局长的女儿,事迹被县里小报略带夸张地报道后,一些早已疏远的亲戚,像被春风惊动的蛰虫,忽然又“活络”了起来。
母亲那边几乎断了联系的舅姨,父亲这边原本因债务避之不及的表堂叔伯,甚至爷爷老家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逢年过节竟然也开始拎着并不贵重的水果点心登门了。
话里话外,总绕不开那场火,绕不开“张局长”,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打探和难以掩饰的、对“关系”的渴望。
然而,他们那“关切”的目光,却总像不经意地,一次又一次地掠过他被额遮掩、却依旧狰狞的右颊伤疤。
“小梓真是勇敢,就是这脸……哎,可惜了。”
“当时得多疼啊?留下这么大疤,以后可怎么办?”
“听说张局长很感激?有没有说安排你去县中最好的班?”
那些话语,包裹在糖衣下的,是赤裸裸的尖刀,以及对于“投资回报”的隐晦期待。
他们并非真正关心他的伤痛或未来,只是评估着这场“义举”可能带来的、他们能够分润的“关系”价值。
街坊邻居的议论也更加生动。当面自然是夸赞“英雄出少年”,背地里,却难免有嚼舌根的
“破相啦,以后找媳妇都难……”
“说是救人,谁知道是不是冲着局长家去的?老陈家那小子,看着闷,心思深着呢……”
“他爹欠一屁股债跑路,他倒攀上高枝了,啧啧,这爷俩……”
这些风言风语,像夏夜里无处不在的蚊蚋,悄无声息地叮咬着他和爷爷本就艰难的生活。
陈梓早早地便明白了什么叫人情冷暖,趋利避害。